基督教的意义在阶级耗费的令人眩晕的后果的发展中被赋予，也在心理上的竞技纵欲中被赋予，这种纵欲是以牺牲真正的斗争为代价的。
然而，尽管它在人类活动中有其重要性，基督教的耻辱只是卑贱者同高贵者、不洁和纯洁的历史斗争中的一段插曲。社会意识到了它那令人难以容忍的分化，在一段时间内，它似乎变得烂醉如泥以便施虐般享受它。但是，再深的烂醉也不能废除人类贫困的后果。随着被剥削阶级越来越明确地反对上层阶级，仇恨的极限难以想象。在历史的波动中，只有一个词革命统治着习惯性的混乱并承诺着来答复大众的无限要求。主子和剥削者的功能就是创造排除了人性--使这种人性存在于大地的极限处，也就是说，存在于泥土中--的鄙视性形式，就他们而言，一个简单的相互性对等法则必然会要求，当他们的漂亮言辞被暴乱中的死之尖叫淹没时，他们就不得不深深地陷入恐惧、陷入浓密的黑夜之中。那是血的希望，它每天伴随着人们的存在而存在，并聚集了阶级斗争的反抗内容。
阶级斗争只有一个可能的结局：那些致力于使"人性"丧失的人们的缺失。
但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发展都是可预见的，不论它是革命性的，还是屈从性的。八百年前基督教的宗教迷狂和今天的工人运动，这二者形成的普遍震撼，应该被同样地表述为一种决定性的冲动：它迫使社会采用阶级排斥的手段来认识到耗费模式的悲剧性和尽可能的自由性，与此同时，它也迫使社会引入一种神圣的人性形式从而使传统形式变得相对无耻。正是这些运动的热烈性，才可以解释工人革命的全部人性价值：这个革命可以发挥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就像太阳对一种简单的有机体产生吸引力一样。
7物质性事实的反抗
人类生命远离法律存在，从白天到夜晚，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它存在于天际中的一个孤零零的地球上。它决不会局限于理性概念指派给它的那些封闭体制中。动乱、释放和草率构成了人类生活，它们的巨大艰辛是通过表明生命始于这些体制的缺陷而得以表达的。至少，它根据秩序和储备所许可的东西，其意义来自于这一时刻：被指定、被储备的力量自我释放的目的，不遵从于人们所作的任何解释。只是通过这样的反抗--即便它被耗尽了--人才不再在物事的无条件的辉煌中被单独隔离。
事实上，无论被隔离，还是在人群中，人都会发现自己不断地卷入耗费过程中。形式的多变性决不会改变这些耗费过程的基本特性：缺失原则。某种类型的刺激，其总量维持在相当稳定的层面上，它激发了诸多集体和个体。这种刺激状态，堪与中毒状态相媲美，其剧烈形式，可看作是非逻辑的并具有难以抵制的冲动性，进而拒绝它有可能理性地利用的（同某种利益权衡相一致）物质或道德财富。同以这种方式被认识到的缺失相关的是--比如"迷失的妇女"或军事耗费--非生产性价值的创造。而荣誉是这些价值的滥用，它使人们变得贪婪至极。由低贱、荣誉而人为制造的完整形象--其形式有时是阴险的，有时是灿烂的--不再支配着社会存在。当它被动地依赖于个人缺失或社会缺失的隐秘实践的时候，没有它，想作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
根据这种方式，对行动的无限拒绝就将人类计划--包括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计划--推进到能说明普世问题的竞赛中。实际上，这个问题只能被界定为非逻辑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对普遍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如同罪犯对法律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样。聚集或象征着自由耗费的客体的光辉，它决不会排除犯罪，也不会和抵抗性格相区分--至少在人们考虑到同那个问题有可比价值的唯一性格时是这样的。这种抵抗性格不是任何别的事情的条件。
此外，如果人们表明了旨趣，以及与之一道的光辉（同样还有堕落）--这是人类共同体在由历史运动所不断完成的质变中必定会发现的--而且，如果最后，人们表明了这个运动不可能拥有或导向一个明确的结局，那么，抛弃所有的储留物，将一种相对价值指派给功用性则是有可能的。人确保他们自己的生存或者避免苦难，并非因为这些功能本身导致了一个充足的结局，而是为了同意自由耗费的抵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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