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读读任何一本记载牛津大学历史的书籍(最好是英国人自己写的,或者是用英语言写出来的),我们都不难隐约发现,这所大学历来的命运是围绕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进行的:即,一个人怎样才有资格认为自己真正受过良好的教育?答案当然是要来自大学本身,但是,最终听取这个答案、并表示赞成或反对之态度者,则是整个民族。在霍布斯之前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需要维持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一种适用于贵族和绅士;另一种适用于"小人物"或"小民"。例如,尽管乔叟的确是在意大利的比特拉克之后一代人的时间内进行写作的,这个观点仍然体现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该书序言中描写的远游者,一个是牛津的年轻学者,另一个是他的侍从。前者将其所有时间用于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伦理学著作,后者则完全致力于学习兵法和打仗的艺术。
但是,霍布斯关于所有人的普遍利己主义的思考、及其富有说服力的细致心理分析,从反面将这种古老的"双轨制"彻底瓦解了。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一篇小册子的序言中,一位年青的统治者受到了最高的赞赏,因为"在你面前有军事和文化训练两种选择,使你荣耀无比的是,你确定要精通两者?quot;一个人不能再认为自己是统治艺术、学术研究或战争艺术哪一方面的专家。只有当他能够--象奥菲利亚说到哈姆雷特时那样--成功地把大臣的眼睛、学者的舌头、士兵的刀剑和农夫的锄头结合在一起时,他才可以认为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这样的教育设想离"每个人都有能力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一信念,只有一步之遥了,霍布斯决绝地迈出了这一步,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当这些追随者构成一个蔚为壮观的庞大群体之时,也就是洛克为英国政治确立起"人民主权"原则之日。此时,昭然铭刻于校徽之上的"美德即高贵"的格言,就有了新的解释。"美德"仍在,但必须和财富、血缘、以及等级身份分隔开来,所有人都可以凭借个人能力确证自己的美德,美德的基础在乎个人的能力和劳动。当亚当·斯密把"劳动价值论"确立为格拉斯哥大学的主流原则时,牛津大学不失时机地跟上了。正是从"美德即高贵"和"劳动价值论"的原则当中,"日不落帝国"获得了它借以统治世界的牢固原点。
回过头来比较一下20世纪前的美国大学和欧陆大学,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发现:在美国,一般来说,大学决定个人,个人的声誉取决于大学的名气;在欧洲大陆,一般来说,个人决定大学,大学的名气取决于个人的声誉。当艾略特就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时,他的名字也因此更为迅速的传播到全世界;当海德格就任德国佛莱堡大学校长之时,全世界都因他那篇足以撼动寰宇的就职演说,而铭记了佛莱堡的名字。在英国,象牛津这样的大学,事实上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一方面,正如诗人徐志摩在那首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再别康桥"里所传达的那样,牛津和剑桥这两所独具传统的大学,数百年来已经培育了自身的精神和力量,这种力量往往使人感到其气韵绵长,同时也感到不可撼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回顾的那样,牛津大学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实是缘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天才人物的推动。在一个比较不为人知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在英国,象牛津这样的大学乃是社会的立法者;而时有闪现的天才人物却是这所大学本身的立法者。或者,我们不妨这么说:正是由于这些罕见的天才立法者的出现,象牛津这样的大学才具备了为民族立法的精神意识和实际能力。
的确,尽管牛津大学的方式处于新大陆大学和旧大陆大学之间的某个位置上,但这个位置更切近欧洲,而不是美洲,就象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仅隔着一个海峡,和美洲大陆则隔了整整一个大西洋一样。一个人不可能忘记他的童年、而未来的命运也将由童年的经历来塑造,牛津大学当然不会、也注定了不可能忘记他的童年。如果这所大学真如人们期望的那样,拥有其自我的生命,那么他当然也明白,生他者,乃是12世纪时的那群居无定所的私人教师和学生追随者群体;养他者,乃是那些时时出现的天才人物。
柏拉图曾经在他一篇不为人瞩目的对话中,记述了一个"神一般的王国"(agodlycity),据说这个王国达到了人类王国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状态。这个王国位于大洋深处的某座岛屿上,名为"大西岛"。当人们问起如何去往大西岛时,柏拉图只说大西岛毁于九千年前的一场洪水,无一人生还,而后以沉默终止了谈话。两千年后,培根以一部题为《新大西岛》的作品续写了这篇对话,新大西岛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某些虚构的乌托邦岛,如莫尔的《乌托邦》。据莫尔确认,后者的发现乃是出于纯粹的偶然,人们也无从得知该到哪里寻找它。在培根的这部作品中,旅行者之到达新大西岛也是出于一次偶然,然而,一旦他们准确地标定该岛的位置,就不难到达该岛,人们从早到晚都能看到这片土地,正如以色列儿童在晚上知道上帝将带他们出埃及,而在白天他们也将看到上帝的荣耀。培根的本意是使新大西岛成为希望之乡、应许之地,这是很明确的。他称之为"幸福之地"、"神圣乐土"、"天使国土"。然而,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或者《李尔王》中,关于海的最主要形象描绘是暴风雨,与此类似,在《新大西岛》中,旅行者发现通往该岛的征途充满了暴风、骤雨,并布满了暗礁,而且随时都有迷失的危险。《克里斯提阿篇》以宙斯召集众神,决定以洪水惩罚大西岛而突然收笔;《新大西岛》则以船长召集众人,并告诉他们只要具备坚强的意志和充分的智慧,他们就能征服各种残酷命运,并最终到达该岛而告终。作为读者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培根所着力描绘的新大西岛乃暗寓大不列颠岛。那个向众人发表演说,并鼓舞众人信心的忠诚而智慧的船长,似乎就是培根本人。至于这艘船,我们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说,它就是培根变革理想中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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