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是你自己下意识地告诫自己——这已经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漫慢地，学生们写起来就轻车熟路了，再也不敢写自己的真实所见、真实所想。本来我们的孩子们是能够写出个性来的，我们的孩子们是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观察、独特的思维的。总之有自己的个性语言的。可是，日久天长，被我们的一些语文老师们给磨灭了，给扼杀了。我们的孩子们被纳入了一个个早已准备好的套子之中。孩子们的精神、孩子们的个性就是如此泯灭的！
我们可以抽查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学生作文，我们会有一个惊人发现，相当数量的作文，从谋篇布局，到语词的选用，甚至开头结尾，都如出一辙。你很难见出很有个性的文章。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孩子，有着千万张不同的脸孔，却有着大体一样精神套路、言语方式，有着大体一样的大脑！中央党校的一位34岁的大学教授，李书磊博士，他前几年在北大读书时，亲身经历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上英语课，美籍教师让全班学生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相当满意，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大家都写了不知多少遍了。然而，英语教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教室，“用一种陌生的、带着几分怜悯的眼神扫了我们一眼，就像是看一群猴子一样——这一眼看得我们自惭形秽。原来我们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从小学我们就是这么写的。”她用手指点着这些目瞪口呆的学生：‘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遗憾当然有，但一写成文章我们却只会这么写。我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而服从公共套路。”（《为什么远行》108页，李书磊著，珠海出版社出版）
我们的学生们，从进入小学的那天起，就是这样写母亲的，必须按照统一程式，用一个模子、一个规格，甚至一样的语汇来写。李书磊先生痛愤他说“现在我是一个‘吃写作饭’的人，而我写作的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大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辞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共语言而毫无意思，……说得再严重点，它对作者和读者的灵性都是一种扼杀。我总回想起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写作文都必须按一种固定格式、用一套固定的语言来写，最后还必须归结到一个固定的主题上去。比如写松树吧，就必须写松树坚贞的品格，写草地就非得写小草默默无闻地为人类做奉献不可。要是写松树不像红枫和银杏那样好看因而自己不喜欢松树行不行？不行，老师会给不及格。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我想那时候肯定有过抗拒，肯定有过挣扎，然而学生再较劲也强不过老师的教鞭。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作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我却无法原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写作本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写作源于一种生命觉醒，源于苏醒的心灵对世界、对人的惊喜和感悟，源于对自身经验、自身情感的一种珍惜；因而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一个人灵魂的确证，是一个人个性与人格创造，这其实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不管他的语言多么惊异，他的感受多么与众不同。实际上越是与众不同才越有价值，人生因为众各不相同的感受而显得意味深长、社会因为人们不同的个性和色调而显得丰富多采。”（出处同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毫不客气他说，我们的有些语文教师，不但没有成为语文学习的导航人，反而成了扼杀“天才”的刀手！成了扼杀学生独立自我精神的执剑者！成了独立思维、独立言语者的封喉人！深入他说，这决不是广大语文教师的过错，语文教师其实也是社会培养的结果。
第三种表现——有一个“圣化”、“升华”情结
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在不少语文教师的理解中变异了、曲解了、“伪圣化”了。在语文教育的大量的实践中，不少教师把这些思想，同学生自我个性的多姿多彩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精神的自由舒展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童稚纯真的率性情趣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生活的丰富多元对立起来，同学生的基本的物质愿望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言语对立起来，集体与个人对立，爱国与爱家、爱亲人对立，主义情、阶级情与个人情、亲情对立，大情与小情对立等等。总之，同真实人的基本生活愿望相对立，与跃动发展的人的现实生活相脱节，与真实人的精神自由、个性自由相背离。也就是说，不少教师对“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的理解，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理解，已经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在几十年极左话语的潜移默化中，打上了极左化、“伪圣化”的印痕。“伪圣化”，已经成了几十年几代语文教师的耿耿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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