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文化生产中重要的一个领域。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不乏优秀的作品，但从整体上来说，面对社会深层矛盾的集中浮现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很多作家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思想和艺术准备，甚至还可能在纷纭多变的世俗生活中迷失价值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创作倾向值得回顾和检讨。一种出现在某些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里：作者感受到了社会底层的生活压力，对老百姓的生活有较为生动的再现，却时常采取了为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秩序进行辩护的立场，比如总是将新富人士美化为新的救世主，其为所欲为、欺行霸市、嫖娼宿妓、行贿受贿的行为也常常被谅解或者得到羡慕，而下层百姓则被要求对这些人逆来顺受。这种“强人救世”、“富人救世”的作品，向读者散布着绝望的情绪，指示着低头屈服的出路，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
另一种倾向出现在某些表现个人世界的作品当中：作者抛弃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大叙事，转向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索和个体价值的确立，在艺术形式上则常有现代主义的奇异和狂放。但这些作品中的相当部分时常滑向了人性论，用人性论的本质主义来抹煞“人”的历史性(人的主体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过程)。似乎人性即人欲，而人欲是自然的、原真的因而是神圣至尊的，完全掩盖了现实生活中所谓“人性”赖以形成的全部文化过程和全部社会关系，制造着一种绝缘独立和一成不变的人性神话，与发展主义的哲学逻辑是一脉相通。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往往还有浓厚的消费主义色彩，虽然有时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但对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向往之态却不时跃然纸上。有些作品还表现出浓厚的极端自私主义色彩，不断渲染和扩散对他人和对社会的冷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时流露字里行间。金钱是生活的意义。美女和美酒是感觉的源泉。趁社会分化刚刚开始赶快捞一把，成了这些作品对读者的隐性教导。这种写作当然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天然盟友，差不多是一种消费指南和社会钻营须知。因此这些作品虽然有时也会貌似“先锋”，但不可避免地相互雷同和自我重复，日益显出时尚快餐文化的通俗品格。
结语
一次新的思想创新正在世纪之交临近。保护环境—生态，在当前已成为重建社会公共性迫切的现实课题和重要的思想入口，也成为最有社会动员力的行动旗帜之一。但这个问题并非新世纪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全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须有开放和多元的空间。考虑到环境—生态标准也可以成为国际贸易中打压对手的筹码，考虑到某些人崇拜自然而恶待父母的奇怪世相，考虑到某些绿色恐怖主义的施暴行迹……南山座谈的参加者们深知问题的复杂性，希望这一次座谈能通向今后更多角度和更多层面的思考和批评，通向更为成熟和健康的社会实践。
要做到这一点，超越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思想定势至关重要。人类/自然，市场/政府，社会/国家，现代/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增长/贫困，发展/环境，等等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具有貌似强大的解释效能，正在成为各种媒体上的流行话语，正在妨碍人们对历史和现实作出真切而准确的诊断。如果我们真要面对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这些日益沦为教条和迷信的思想定势中解放出来，从各种个人既得利益—地位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中国因特殊国情注定要在现代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承受环境—生态的超常压力，中国的知识界和批评界也因此有可能从这一视角开始思想和文化的创新。这可能正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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