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析
1. 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对我国人民精神世界的影响
如今中国大力推行市场经济，亚当·斯密是否应该仅仅算成人家的文化？再有现代的科技，中国文化包容不包容呢？你再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讨论，哈耶克的引用率比他在美国同行中的引用率还高，甚至那些口口声声要捍卫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言必称哈耶克、伯克。那么人家这几个“老外”难道没有资格进入中国文化吗？
过去国外的中国研究叫“汉学”；如今则叫“中国学”。因为中国文明远远不能用汉文化来概括。如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要面临和世界文化融合的问题。所以，以笔者之见，“国学院”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名字，叫“中国文化学院”也许更贴切。“国学”总是要强调内外之别，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自家的宝贝，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和别人的东西有决定性的不同，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最后，这样的国学很容易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看看日本的国学运动，到后来越来越意识形态化，民族主义色彩越来越强，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吗？
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是狭隘的，把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也只能更加重我们这种文化封闭主义的心态。其结果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陈列。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青年学生中，外来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就拿我来说，看文学作品倒是很多，但基本上全都是外国文学。我觉得，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向世界开放的今天来说，应该加强对我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我们5000年的文化，绝对不能摒弃。
2. 工作狂倾向度
据日本专家统计，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工作狂”的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的工作狂增加了5成，日本增加了7成，在我国也增加了至少4成。
以前，在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的词典中，“工作狂”均被列为褒义词，或至少不算是贬义词。不少人（其中多数是企业老板、单位领导）还觉得，“工作狂”的“忘我工作”为本企业或本单位带来了巨大的效益，而且为同事们树立了模范的榜样，故多数“工作狂”往往被评为“先进典型”，成了“骨干”或“红人”。
但美国心理学家斯宾塞教授指出，“工作狂”属心理变态，在各单位的低、中级管理人员中尤为常见。“工作狂”与对工作有热情者有本质区别———前者往往并不热爱自己的工作，一般很难从工作中得到快乐，而只是拼命地工作以求某种“心理解脱”，此外他们在工作中还常常强迫自己做到“完美”，一旦出现问题或差错便羞愧难当、焦虑万分，却又将他人的援助拒之门外；而后者则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从工作中能获得巨大乐趣，出现失误时既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懊恼不已，相反却会聪明地修正目标或改正错误，同时也注意与同事和上司协调、配合，因而人际关系相对融洽。考核显示，尽管前者的工作量要比后者大得多，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都明显不如后者。
专家们建议：要是发现自己出现“工作狂”的某些典型症候，那么首先须有意识地减轻工作压力并强迫自己减少工作量。具体做法是：不妨列出一份工作日程表，先将自己现时的所有工作项目和工作时间一一写明，然后考虑哪些可以完全放弃，或至少暂时放弃，哪些可交由他人或与他人合作完成，同时注重提高工作效率。最后订出新的工作日程表，并请家人或同事予以监督。此外，不妨培养一些与工作不搭界的业余嗜好，丰富业余生活，如能接受心理医生的科学治疗，情况会更好些。
专家们的另一新发现是，“工作狂”的“生成”还可能与其童年时代接受的教育息息相关。实际上在“工作狂”中，有占8～9成的人在孩提时代受到来自望子成龙的父母亲的过分严厉的教育。在这样的家庭里，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往往过高甚至高得“离谱”，可怜的孩子一旦稍有闪失便会遭到批评乃至重罚，最后孩子心理上可能出现障碍，长此下去，孩子长大了极可能成为“工作狂”。尤其是在青年当中，一部分人只看和自己专业相关的书，极容易演变为工作狂。
3. 中国的读书广泛率和读书普及率
中国大学学费问题与农家子弟，按说经济越发展，教育会越普及，义务教育越有效果。可实际上并非如此，近些年在乡村调查，发现农村儿童辍学的越来越多了，读不起书和读书无用论双双起了作用。读不起书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