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速
平遥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均成立于20xx年12月27日。晋源泰注册资本为2千万元，员工11人，针对农户的小额贷款年利率最高为23.256%，最低利率为15.66%。日升隆注册资本2200万元，目前股东5人。其贷款年利率最高22.68，最低年利率15.48。受人民银行对小额贷款公司可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而不能吸纳公众存款；贷款业务只能在县境内开展，不能跨境经营；贷款利率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单笔5万元以下农户贷款比例不低于70%等几条措施的限制。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规模得不到扩展，这是因为：第一条使其受制于自有资金数额；第二条使其受制于当地贷款需求；按照第三条的指引，两家公司都选择了较高的利率（相对于农信社），这客观上也限定了其贷款客户的范围——其贷款目的事业的回报率应当高于贷款利率；第四条进一步压缩了向企业贷款的空间。央行的谨慎态度可见一斑。而这些限制也可能对有意进入的外部投资者产生影响。
给农户的“小额”贷款虽在两家公司的贷款业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贷款数额上，企业贷款名列前茅。从某小额贷款公司月度分析表来看，前十大贷款户都是公司；贷款用途涉及旅游、加工机车、购铁、（商业）周转、木器加工、洗煤、收购废橡胶、销售家电、加工汽配等。二支队访问的一间民办电脑学校也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让农家子弟多学一点技能，绝对非坏事。同理，若能通过贷款推动当地某类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在本地企业打工），使农民增收，无疑符合小额贷款服务三农的初衷。
“薪农贷”未能有效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小额贷款公司的月度分析表显示，信用贷款、保证、质押、抵押等贷款方式所占比例分别为10.95%、27.02%、1.32%和60.70%。信用和保证两项合计只有27.97%。问题是，农户贷款既然到达75%以上，而其通常无力提供有效抵押，信用贷款和保证贷款的比例应与此一致才对，但上述数字与之差距过大。
调研中接触比较多的农户贷款方式是“薪农贷”，即需要贷款农户找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人（公务员或公立学校教师）充当保证人。此举暴露出当下房地产登记制度在农村的缺失。农户投资数万元建房却不能用以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得不寻求供职于体制内的亲友帮助。况且，并不是所有农户都能找到“公家人”为自己担保，贷款难的问题依旧存在。
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难题和愿景
小额贷款公司无法分享当地农信社依托村组织建立起来的信用户评价体系。二者虽同处一县，且农信社贷款利率要低很多，但我们并未见到其间有展开竞争的迹象。到20xx年12月末，平遥县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分别为29.5和13.9亿元；而6.5亿元农业贷款中93.4%为农信社的农业贷款。小额贷款公司还不能与之分庭抗礼。小额贷款公司因身份尴尬无法获得农信社从央行获得再贷款和用央行票据置换不良贷款的待遇。税收优惠亦然。
由于时间尚短，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蒸蒸日上的形象，但从长远来看，在面向农户提供服务的道路上，原有金融机构曾经面临的难题仍然需要小额贷款公司认真予以对待。
当被问及为何小额信贷公司呆坏账率如此之低时，晋源泰董事长自信地表示，贷款客户知道他借的是私人而不是公家的钱因此不会拖欠。回答和其中的道理都是朴素的。问题是，如果若小额贷款公司做大做强以后，客户是否还会清楚地知道并在意其是从私人那里借的钱？小额贷款公司届时如何防范客户拖欠贷款，以及规范员工的行为？农信社曾用过的分级授信审批、贷款终身负责制等做法，是否会被小额贷款公司重新拾起？更基本的，其如何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实现资金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等待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