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法权合理配置原则
立法权的合理配置，即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权力划分问题，目前我国的总趋势是中央向地方逐步放权，地方立法的范围必将进一步扩大。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地区广，中央除对根本性制度的专属立法权外，应给西部地方更多的立法权。
西部应以开发中的立法热为契机。促进西部法治观念提高和法律结构的现代化构筑。西部地方在行使立法权时，应注重科学性、效益性、前瞻性，不能在低层次上将地方立法变成中央立法的翻版，进行“重复立法”。这实际等于放弃立法权。在中央考虑扩大西部地区立法权时，可借鉴1981年全国人大授权广东省、福建省，1988年授权海南省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特区法规，及1992年、1994年、1996年先后授权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等市人大常委会制定法规权的成功经验，可考虑给西部某些省市自治区授予这种立法权，以东西部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的角度讲，这种授权是非常必要的。
三、西部立法的模式
西部开发立法，将是对我国目前的立法观念、立法理论、立法经验的大挑战，因为对一个涉及人口达2.85亿，土地面积达6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区的开发发展立法，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无前例经验可循。从西部开发涉及内容的复杂性来看，很难用一部法来涵盖西部开发中的所有法律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应先制定《西部开发发展法》来作为基本法，规定西部开发的法定范围，西部开发的战略地位，西部开发的基本制度、西部开发的战略规划、西部开发中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关系，西部开发的宏观管理机构等问题。在基本法下制定相关“子法”：（一）《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法》，有学者已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与政治、军事等国家安全等同的地位，提出了“生态安全”的概念。而广阔的西部是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森林覆盖率青海为0.35%、**为0.79%、宁夏为15.4%、甘肃为4.33%。该法应将封山绿化、保护植被；严禁大江大河源头上游森林砍伐；生态保护建设专项基金。监督执法部门的权限等问题中心任务，同时还应将退耕的地区范围(今年国家确定西部174县)，退耕户的经济补助措施(这是西部生态建设动源泉)等作更权威的规定，并应鼓励开展西部生态经济法学的研究。（二）《西部投资法》、西部缺乏投资而吸引投资者的就是政策，在市场经济中政策倾斜的价值超过了任何单一的物质行为，政策倾斜远比资金倾斜要长远可靠。投资的利益取向决定了只有当西部的投资政策更优惠于东部，才能争取到更多的投资，所以西部投资的优惠措施要大于东部这是西部投资法的基点。西部目前投资立法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教育开发投资。（三）《西部人才培养法》，有专家指出，东西部人才比例是10∶1。有专家研究表明，东部人均受教育时间为10年零8个月，西部为3年零6个月。在从业人员中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东部平均是6.0%，西部是3.05%。教育程度决定发展水平是一个世界性规律。所以应将西部人才培养制度、人才引进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采取特别措施鼓励国内优秀人才、高新技术人员，出国留学人员到西部进行科技开发。（四）《西部发展援助法》根据有关国际义务，发达国家应承认贫困国家的发展权并有义务对其提供帮助并与其合作。将这一义务延伸到国内的具体表现就是东西部互助合作。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援助的重要性，可从印度最高法院高级法官乔德赫瑞的《代与代之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权的基础》一文中看到，他写到：“贫穷是生态恶化的首要原因。贫穷不堪的社区……不得不过分开采已有的资源以便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随着生态系统开始恶化，贫穷地区受到最大损害，因为它们无力负担采取必需的措施来控制生态恶化……”。我国生态逐年恶化固然有多种原因，但贫穷是根源，对西部援助的意义在于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永久享有可持续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