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贺林芝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案发后，向×于20xx年4月27日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且与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就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以书面形式请求不再追究被不起诉人向月的刑事责任。我们审查后，依法对其做出相对不诉处理。
第二种方式是双方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基层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和解，或者双方当事人在单位派员进行调解达成的和解以及其他机关和单位在职权内进行调解达成和解，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请我院对案件从宽处理时，我院在当事人提交刑事和解调解书后，亦予以从轻处理。如20xx年8月25日，龙潭镇村民陈×在该镇旭日酒店门口因小事被害人李余星发生争吵，李余星随陈×来到其家中，双方再次发生争吵，陈×顺手从厨房台板上操起一把菜刀把李余星的头部剁伤，经鉴定，李余星伤情为轻伤。案发后，双方当事人通过县龙腾法律服务所调解，由陈×赔偿李余星8千元，双方达成和解。该案由公安机关提请我院审查批准逮捕，我们依法对陈俊作出不捕决定。
第三种方式是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和解条件，而双方当事人此前没有达成刑事和解的，可以告知犯罪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依照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开展刑事和解。如陈××故意伤害案：20xx年4月，陈××向唐某索要在5年前唐某打伤其父亲所花的住院医疗费，遭到唐某拒绝，陈××气愤不过，持刀将唐某砍伤。今年1月，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我院审查起诉，承办人审查认为本案系轻微刑事案件，且双方当事人是同村村民，采取刑事和解方式可缓解双方矛盾，减少社会对立面。办案人员专程赶赴140多公里远的北斗溪乡林果村，告知当地村委会和当事人双方刑事和解的具体内容，要求村委会干部配合化解矛盾，促进双方和解。通过办案人员和村干部劝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握手言和。此后，我们依法对该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适用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固然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虽然省院有了明确《规定》，但与其他新制度的创设一样，具体适用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一）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制约。我国传统刑事司法理念是一种国家本位的价值观。在这种刑事司法理念下，犯罪是个人与国家的冲突，所侵犯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国家利益；刑罚作为公权的组成部分，要求对犯罪嫌疑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而不允许和解。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公众出于对社会安全的期望，对犯罪人一般深恶痛绝，希望严厉处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社会公众能否接受是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当前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政法部门少数人的思想中亦存在观念性障碍。特别是侦查机关对一起刑事案件的侦破，不可否认的要投入一定的司法成本，如果检察机关建议撤案或不捕、不诉，在一定程度上侦查机关难以接受。
（二）刑事和解法律效力不明确。现行刑事立法对刑事和解规定的不明确，使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缺少依据。刑事和解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协议，不能像其他刑事裁判一样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觉履行，不会被强制履行。此外，真实自愿的和解协议因时间、情况的变化，在履行中可能会出与无力履行、消极履行、恶意不履行等情况。现行法律对履行刑事和解协议的保障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刑事和解的适用。
（三）现行一些制度制约了刑事和解的适用。一是检察工作考核指标之一的不起诉率制约了刑事和解的适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不起诉率作出了控制，使得办案单位不得不考虑指标问题，致使许多刑事和解后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得不进入公诉、审判程序。并且，《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公诉案件不适用和解程序，这就将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能性排除在公诉案件之外，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引人实践操作的一大制约因素。二是刑事和解缺乏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监督机制。在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还遇到一个技术性难题，即如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作出科学的评估，也缺乏相应的对其监督机制。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亦制约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从实施情况来看，有无赔偿能力已成为是否适用和解制度的重要决定因素。从我院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看，均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履行了经济赔偿后，才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处理结果，且由于缺乏明确的赔偿标准和赔偿范围，被害人可能利用这一有利地位获得超出其损失的赔偿。而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差、没有条件赔偿的，则难以达成和解协议。这可导致刑事和解只对有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而将贫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排除在外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和解可能会成为有钱人逃避罪责的“捷径”，也会因此使人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