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行检察的工作重点定位不准。
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导致最终结果是被动地受制于人;在此局面下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上;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者的惩处便是最好的监督。目前全国各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人员配备少，且大量精力放在寻找抗诉案源、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监督起诉等工作上，以完成上级院下达的岗位目标评比任务，致使在查处法官职务犯罪工作上没有力度;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上升，改判却很少，检察建议发出不少，往往收效甚微;社会各界对监督的效果也不认同，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监督效果
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立法上的局限性
1、现行立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相互矛盾。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检察的规定，总则和分则不相一致。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规定的范围十分宽泛。但是，在分则中，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又十分狭窄。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由于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仅仅按照分则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放弃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全面监督，有悖于总则规定的精神;然而，按照总则的规定实施全面监督，则没有分则的法律依据。同样，现行的《民法通则》第5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对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进行了规定，但是，实践中，对一方当事人不愿履行合同义务，以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为由请求撤销合同的案件，或者合同的签订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案件，法院都是以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作出合法有效的判决，如有一方不服判决、裁定来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却无法进入监督程序，因为，此类情形并未纳入《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之中。
2、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过于狭窄。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完整的抗诉权是将法院全部的判决、裁定、调解都置于监督之下，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裁定、调解和二审判决、裁定、调解都可以抗诉，而不论其是否生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权，并不是完整的抗诉权，而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按照这样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二审判决、裁定和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是所谓的“事后监督”。同样，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也没有监督权，而法院做出的民事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判决可以提出抗诉，那么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出抗诉。实践中，法院主张民事调解工作，近几年，就我市两级法院每年民事案件调解率占40%左右，占的比例相当大，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却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此项权利。这些充分说明现行民事检察工作中的抗诉权过于狭窄，是不完整的抗诉权。
3、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权过于狭窄。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能既然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那么，就不应当仅仅享有抗诉权，仅仅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包括对起诉至判决、裁定、执行全部活动的监督，以及对重要的民事案件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起诉权。这样的民事检察监督，才是完整的法律监督。然而，现行立法除了赋予检察机关所谓的“事后监督”的抗诉权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无法实施全面的法律监督职责。例如，今年一个基层院受理了一件当事人不服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民事裁定，该裁定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但检察机关就是无法进入监督程序。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进一步完善立法，改变民行检察监督的被动局面。
在民事诉讼法分则中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程监督;通过立法途径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起诉权，把调解和执行纳入民行检察监督范围，将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范围进行拓宽和完善;赋予检察机关实施民事检察监督相应的权利，特别是对再审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权、纠正违法权、检察建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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