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历史，花木兰无非是东方的贞德（或者反过来说），只不过俺们这旮不依赖上帝的神秘启示，所以贞德在奥尔良的奇迹被花木兰置换成了另一套说辞——赵薇在与胡军对峙时掷地有声的直陈“我们的队伍里有汉人、羌人、氏人、鲜卑人、匈奴人，没有羊”，已经挑明了各民族团结一心抵抗外敌入侵的影片主题（可惜赵薇念了别字，应该是“氐”【di】人而不是“氏”【shi】人，即使是“月氏”也该念【zhi】）；赵薇在弹尽粮绝时“将军可以弃我，国家可以弃我，但我花木兰绝不背叛国家”的一番肺腑之言，更是传达出了国家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看来，《建国大业》在大银幕上掀起的国家神话浪潮，一直延续到了特区导演心里。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李玖哲扮演的高干子弟最后与房祖名扮演的贫下中农共生死的情节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不管是不是恶官酷吏，只要为了国家卖命，就是可以被赦免的。抽象的“国家”，成了衡量一切作为的终极标准——于是，马楚成的《花木兰》最终与女权主义无涉，倒是有了与汤晓丹《傲蕾·一兰》的异曲同工。
只可惜，在马楚成的导筒下，这个东方贞德显得如此的弱智。说是代父从军，却只见花木兰对国的忠诚，不见对家的牵挂，迪斯尼苦心设计的花氏大家庭，在马导这里亦成了孤零零的父女相伴，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国一体也就此消弭。都说约翰·吴的《赤壁》雷人，看到《花木兰》，方知吴导还是有两把刷子的——这历史剧不是人人都能拍的。
当然，马楚成没有拍好，不代表花木兰不能拍，中国影人1927年就拍过《花木兰》，八十多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五六个大银幕版本，这个传统不能断。中国人的题材，还是得中国人来发扬，总不能全仰仗迪斯尼的贩卖吧？《花木兰》电影可以有，电视剧可以有，漫画、舞台剧、甚至《花木兰》电子游戏都可以有，文化创意产业要振兴，别老急着拾人家的牙慧，一定要深入挖掘老祖宗留下的宝藏，反复打磨，不断赋予新意，这才是王道。
弱智不要紧，多弱智几次，自然就会有不弱智的东西出来——当然，前提是劣币不能驱逐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