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萧支队有个传统，每星期都要召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写检讨书，交检讨书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我们部队没有人写过检讨书，只我这个江东县民主政府警卫队队长，却向老百姓写检讨书，还连着送交三次，这事不但不平常，而且是件充分说明金萧支队非常尊重和团结群众重视军民关系密切的事情。
事情要从１９４９年２月初，金萧支队部分配了一大批干训班学员（都是从大、中城市来的大、中学生）到江东县（在浦江与桐庐、建德、兰溪毗邻边区）参加工作说起。当时江东县副县长金良昆，秘书兼民政科长周克等负责人研究，认为自从工委书记李铁峰率八大队去浦江与金华、兰溪、义乌等县边境创建路北县后，江东武装只有我担任队长的警卫队两个排的兵力，难以应对强敌，因此，决定抽调区、乡部分武装，同到金萧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桐庐县四管乡（今为新合乡）裘庄村集中，组建新三大队（即江东县大队），同时增设文教科与民主法庭，扩充民运队，成立金山办事处。
队伍到裘庄村后，我因肩负保卫百多人安全的重任，即命值日排长沈邦朝安排住所，自己率数名战士去布置岗哨，又到外松山村找乡、村干部商讨，放出了三批民哨，加强警戒。
在村干部家时，有位农民找来，给了我一颗手榴弹。我按规定，付给了五斤米票（金萧支队发行的）。工作就绪后，我手里拿着手榴弹，高高兴兴地回队部。快到队部时，突然窜出一条大黄狗，狂吠着向我扑来。我在惊慌失措中，随手甩出手中的手榴弹，哪知正巧砸中狗的鼻子，狂叫的狗，立即倒在地上，翻转着低声呻吟。这里，从旁边屋中跑出一位农民老伯伯，责问我道：“你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是金萧支队，怎么会打老百姓的狗，你打狗想吃狗肉？”
我申辩道：“狗扑过来咬我，我才打它的。”
农老伯道：“狗咬你，咬在哪里？我看看！”
我失手伤了老百姓的狗，内心很不安，听了农民伯伯的责问，更觉自己不对，影响军民团结，可是我在当时，不懂得向农民老伯作检讨，甚至连好话也不说一句，拔脚就走，以为避开就好了。
农民老伯见我顾自走了，怒火上升，随后追来，追到队部门口，被目睹一切的值日排长沈邦朝挡住。农民老伯问道：“打狗的是什么人？”一旁站岗的战士插嘴道：“他是我们的队长。”他想用队长的官衔让农民老伯息事，然而根据地的群众觉悟很高，战士的话更使农民老伯反感，他冷笑着道：“是队长就好打老百姓的狗？莫非你们同日本佬、蒋介石的军队一样，要打狗吃狗肉的。”说完就转身，怒气冲冲地边走边说：“我找县长去”。
我们驻扎的房子很大，分为三进，警卫队住头进楼上，中进是个大厅，我们部队雨天就在大厅出操，县长住在后进，两厢是老百姓的住房，有走廊可以互相通行。没过多久，江东负责人金良昆，周克陪着农民老伯找到我，问了情况后批评了我，指出：“根据地的群众热爱共产党，热爱金萧支队，老伯是好心，在帮我们改正错误，清除不良作风。”两位领导见狗已逐渐恢复平静，就安慰了农民老伯几句，责令我写两份检讨书，一份交领导，一分交农民老伯。
由于我文化低，不知如何着手，新来的文化教员朱越林对写“检讨书”也不懂，于是我去找哥哥周克，哥哥批评我，“平时不好好学习，紧要关头就要求别人”，一同在办公的财政科科长宋宗平劝道：“锡林（我的原名）书读得少又是头次写，难怪他不会写，现在他担负着重大的保卫责任，不能让他过分为难，我帮他写。” 我按宋科长写的，照抄了两份，送给金县长后，金县长命我立即送一份去给农民老伯。
到了农民老伯家，我递上检讨书，可是农民老伯不但不接，反而瞪了我一眼，转身去堂屋，顾自坐下抽烟。
领导要我写检讨书，心里本感委屈，农民老伯的态度，更使我恼火，心想你家的狗，不窜出来咬我，我也不会打它，领导已当你的面批评了我，又命我写检讨书，现在我写好送来，你还摆架子不要，你怎么不想想，如果我动作不快，被狗咬伤，你会怎样，也写检讨书吗？这时，我越想越气，心想，好吧，你不要，我就不交，你又能把我怎样，于是我返身回转，行不几步，耳边响起了刚才领导的话：“一个革命战士要时时想到革命事业，要想到团结群众，为争取群众，争取革命胜利而努力。”想到这里，我又回到农民老伯家门口，可是见了农民老伯，我竟然不敢跨进门槛，只好再去找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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