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四年之后，即1946年，北大学生开始为开放女生宿舍事奔波。11月27日，北京大学训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制定了学生宿舍规则。这一规则可谓是体察细微，十二条"宿舍内灯泡不得超过学校规定之烛火，亦不得安置插销并严禁使用电炉"、十四条"宿舍内午睡时及熄灯后至起身之时间内，不得玩弄乐器或高声喊唱"及十九条"住宿生有自行车者应存入车棚或指定场所，不得迳推入寝室"的规定都极为琐碎。[5]但其中并未提及"女生不得入男生宿舍"或"男生不得入女生宿舍"，可见当时男女宿舍已解禁。
但及次年，北大校长胡适又重提北大女生宿舍禁男宾入内事，遭到学生抵触。时北平《益世报》亦发文声援学生：
"在清华、燕京、师范等校在争取开放女生宿舍声中，北大胡适校长，又提出北大女生宿舍重禁男宾入内，该校贺训导长主张应尊重女同学之意见。该校女同学认为于去年争取开放宿舍颇费周折，尤以高唱男女平等之今日，女生宿舍重提男宾止步，实是一大讽刺。女同学会以无三分之一提出否决开放，故仍维持原议"。[6]
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诸如"男性一律不得进入女生宿舍，特殊情况须经值班员传呼"这类的规章仍旧顽固的活着而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出去。活着或者死去，这是一个问题！有一个意象强烈震撼着我，马尔克斯笔下年老的奥雷良诺整天制作着小金鱼，做满了二十五条又把金鱼融化，再从头做起，时间就是在打圈圈。而门禁，这就是中国的百年孤独啊！
门禁与缠足在形态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都是中国小脚文化的产物，都是通过对空间的合理运用而达到规制的目的--尤其对性的规制。"睡觉是死亡的影像，寝室是墓地的影像……尽管寝室是合用的，但是床的排列，幕布的遮挡，使得姑娘起床和就寝都不会被人看见"。[7]这段福科用来形容修道院修女生活的话可能也很合用于校园里的女生们。当然，不能排除门禁有其实践上的考虑，它确实能够带来管理上的便利，学校是学习的场所，一个秩序井然的人际关系是必需要的。如果情况仅是这样，那么对门禁的任何诘难岂不是吹毛求疵？但是问题不仅仅只在于门禁本身，而在于隐藏在门禁背后的那种小脚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注定了一种教育理念的压制性与专断。在这样的一种文化结构和教育理念下，奢谈什么创新教育是自相矛盾及自欺欺人。
即便作为一种实践中的管理模式，门禁的实际效果也是大有可商榷之处。如同幽禁与缠足一样，门禁的用意最为明白不过，即通过空间隔离将性幽禁的方式，以达到秩序的井然。但是按照福柯的观点，这种幽禁与规制往往适得其反。事实上也是如此，当学生意识权力的介入及幽禁与规制是因为性别差异，性别意识被强化了。权力试图防患于未燃，禁绝一切可能是非的举措不但没有使学生乖乖就范，反而激发了他们对情事的无限的想象力。况且，宣泄会自发地寻找另外的空间。有一则生动的例子，一位访学日本归来的学者在讲堂上谈到，日本的学生要比国内的学生文明，根据是国内的男女学生常常在公众场合肆无忌惮地勾肩搭背，而在日本很少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女生站出来委婉地表示反对，她认为不能仅从表面上看待这一现象，深层的原因很可能是，国内没有给学生提供可以相互表达情感的适当空间。一语中的！当然，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被幽禁与规制的性会找到途径宣泄，而不是要鼓励学生把勾肩搭背的事都放到宿舍中去做。
总而言之，门禁的实际效果往往会有悖于初衷，教育的狭隘可能才是问题本身。关于目前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这门禁背后的理念有关，这里也不再细表。西哲黑格尔曾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门禁的"合理"大概是其能够满足这个社会崇拜权力与畏惧性的心态。日倡夜倡多元、宽容、民主、创新，但骨子里还是祖宗留下来的那一套东西。昔黄河泛滥，尧命鲧治水，传说鲧盗得"息壤"，采用强行堵塞的方法，未见成效，本人则被殛于羽山。后尧命鲧的儿子禹治水，禹采用开渠疏导的方法，终于获致成功。这大禹理水的故事，我们皆耳熟能详，但悲哀就悲哀在，虽是耳熟能详，但如今到底还是一个迷信"息壤"的时代。
近百年以前，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鲁迅若生活在当世，不知他又会做何观感……
[1]《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
[2]《明会典》卷二二O《国子监·监规》。
[3]《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110页。
[4]《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115页。
[5]《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43页。
[6]北平《益世报》1947年10月4日。
[7]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版，第163页。（文秘公文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