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无论是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本身，还是量化后的结果，其弱点都是致命的。其实，这个几乎就是浮在表面的问题，并非只是身受其制约的教学与科研人员深有体会而怨言满腹，学校的管理人士也未必就是雾里观花，不明就里。应该说，他们的体会一点也不比教学科研人员少。但量化方式为何还是各大学争相依次实行的“改革”呢？这只能从大学自身的现状去理解。
就总体言，目前国内大学基本上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大学的自主权已经较之完全计划经济时代有了明显地加大，但计划的遗存之多，以“比比皆是”喻之并不为过。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边倒”的结果，造就的教育上的“苏联模式”，其痕迹之重也不是一个政策（如大学合并）的下达就可以轻易地消解的。良好愿望理应得到鼓励，但切实地了解现状，真正从理念上加以更新的同时让新理念落实到每位具体管理者身上却不是“只日可待”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现状。
与计划相应的另一个现状，就是自上而下的评估标准。上面已经提到过，教学与科研人员在量化的指标催逼时，身心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在这种压力之下，接受管制的教研人员的内心中未必有更好的理由来反对量化，因为学术成果的量化实质上是作为“改革成果”出现的，它体现的是科学管理精神。而科学管理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便是要让管理的内容以及评估标准更加“科学化”、“客观化”。量化则至少从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个要求。这只是其一。其二，学校的管理者们的确也有他们的苦衷。现今大学除了教学以外，科研工作已经成了主要任务，并且在有的大学里还产生了诸如大学教育应该是“一个中心”（即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两个中心”（即以科研与教学为中心）的争论。而在评估与衡量大学基本水平的条件中，科研成果（不是过程）更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这一点从每年的国内大学排名以论文发表数量来厘定的方式便可见一斑。既然评估标准以科研为准绳，把抓论文数量之过记在具体的管理者头上也有点委屈了后者。
现在质疑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的学者提出，应该取消量化方式。这种矫枉过正的主张无疑是基于对学术的虔诚以及对学术公正的向往，其具体主张也多有可取之处。但是，从大学的现状、学术界的现状或者放宽到整个社会的现状看，这种主张却存在着不少可以讨论的地方。
众所周知，国内高等院校正处在一个转型期，这一转型期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机制调整、完善的过程，更包含着大学精神的恢复、认同与加深。由于大学精神的长期被忽视，后一个过程必然不会是短期见效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不考虑在大学精神尚未恢复，正常的大学机制尚待完善的这个“现阶段”如何应对的问题。
应该说，学术成果的量化所面临的情况与高考制度非常相似。当人们对高考制度的一次性选拔方式深恶痛绝时，取消高考的呼声是相当高的，但取消了高考是不是就可以一了百了呢？当然不行。因为尽管高考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不公，但立即取消高考所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社会不公。这显然是与目前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以及机制不健全的现状有关系。学术成果的量化波及的面没有高考那么广，它主要局限在高校或者说学术界，可学术界的“社会化”程度一点也不比别的领域逊色。不能说学术界没有对学术秉持着严谨认真态度的学者，但从整个学界的风气上看，学术在一些学者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早已动摇，学术的工具性价值则成为不少学者所信奉的新道德。至今未息的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讨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学术界起码原则的匮乏。在整个学术界没有普遍建立起多数学者认可并且严格遵循的规范，学术自由、学术民主没有切实保障，校园内也没有形成良好的治学道德、治学风气的情况下，立即取消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其结果并不比取消高考好多少。
现在的情况是，学者的学术道德已经降低到非常值得疑虑的水平。退一步说，就即使学术道德水平没有降低，仅仅依靠道德的自律来改变现状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在当下大学内“现实主义”之风盛行之时，用道德谴责不仅无法遏制学术腐败，相反倒很可能在培养许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同时，增添更多新的腐败。量化尽管有着忽视质的致命缺陷，但不量化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保质保量”了，却也未可知。比如著作或论文的审稿，应该说是保证“质”的关键，可是在职称评定过程中，由校内外同行专家打（审）出的论著代表作的评定等级结果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只能说是天知道。因为在一些同样是学者的评委眼里，这类同行评定等级实在不如他们的目测准确，权力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想让谁上，谁就是最好的，哪怕那人得到的评语是“不合格”。而如今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匿名审稿制度是否完全按照规则操作，并且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也确是令人怀疑。实在地说，今天的学者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了老辈学者，但有几位能写出陈寅恪、金岳霖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那样的见地深刻、厚重扎实、持论公允，兼具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而又公开具实名的传世名文。在关键的机制不完善、学术公德未形成之时，出现的情况往往是看似合理的制度却在增添着不合理。我曾在别处提出过，让一切与学术有关的事务都公开化的建议，即根据不同情况，让学术评奖等内幕在相应范围内公诸于众，由大家监督，由社会监督。(2)但那也只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学术的民主不仅要公开化，它也包括健全有效的批评机制的建立。这就需要大学在教育体制上有进一步的调整与创新，以便真正体现大学之为大学的特质与精神。
注释：
(1)参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第37—38页.
(2)参见拙函:《读邓晓芒教授等文章后的感想》，刊[北京]:光明日报社《博览群书》20xx年第7期。（文秘公文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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