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是美国有影响的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无目的论实际上就是强调教育过程中心，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发展，虽然教育学界对杜威的评论褒贬不一，但是，杜威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还是受到了世人的肯定。从这个角度看，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否可以归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值得人们去思考。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的主要观点，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欧洲自近代以来，也就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提 www.xxk123.com (www.xxk123.com)出的一些价值观念，它是德法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所主要批判的，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抨击“人的主体化”。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主要批判的对象是近代一些思想家的观点。这种批判首先表现在对现代精神的批判，自文艺复兴以来，反宗教，反神学，以人权取代神权的观念以及自然科学兴起，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这个过程中存在许多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精
神提倡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中心主义”，从哲学角度来看，是只看到了独立性，自然被看作是人类征服、占有、控制的对象；把自然科学方法视为唯一的方法，使之绝对化。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精神的第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将进步主义教育看作是现代教育的最鲜明的代表。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特别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是过于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有突出个人中心之嫌。而这又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极力反对的。
纵观人类教育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教育往往偏重于科学知识教育而对人文知识教育缺乏足够重视，学校把培养各种专业人才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年级越高，专注于科学知识与技能教育的程度就越大，学生的知识专业化程度也越高。由于没有完备的人文知识，不少学生在社会生活中显得狭隘、不完整。很多人总是把国家的落后最终归结为科学技术的落后，看到西方世界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巨大成功，于是把人类各种问题的解决依托于科技的发展，而忽视了人文精神与文化传统的作用，导致了重物轻人，重物质轻精神，重实际轻价值的倾向。
在一些学者看来，过去讲现代文化和现代精神，主要是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为参照系的，突出人的主体性，突出工具理性是其主要特征；今天讲现代文化和现代精神，再不能将这种主体性和工具理性作为主要内容来强调，消解主体性的过度弘扬才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走向。这涉及到教育的方向问题，有必要作出明确的回答。由此说来，后现代主义教育的主张并不能代表教育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不是处在后现代而是处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时期，要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关键还在于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思想观念，如人的自我观念、法制观念、竞争意识等。我们的学生应敢于向教师学会说“不”，敢于对课本说“教材太陈旧”!既有的教学评价、竞争以及过重的学业负担似乎与教育的本意相背而行，教育的本真的确迷失了。为了正确把握文化转型时期教育的历史向度，目前应当特别提起对后现代思潮的关注。
二、教育被“噬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
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可以说19世纪以前的教育基本上是人文教育或者说是人文教育占主导地位[1]。只是到了近代工业文明产生以后，科学教育对人的束缚开始显现出来。有人因此认为，20世纪教育的一大悲剧是充当了科技理性的奴隶。在我国，科学主义教育理念对教育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工具理性主义，其次表现为教育过程中的技术主义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人们对科学的盲从心理，窒息了学生的怀疑精神。的确，现代教育发生在工业社会，它与主客二分的文化精神和科学技术相适应。现代社会日益强化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最终使教育陷入“非人性化”的境地，使“占有”更多的知识以获得外在自身的身份，成为教育的目的。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渗透于教育、教学过程之中，使教育成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控制和训练。如果我们不意识这个问题，只重视物质文化和科学文化，而把精神文化、人文文化的发展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必定会使物质文化失去规范和方向，造成文化整体中人文文化的缺漏，从而使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
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眼光看，世界被表达为与人的关系，人本身是自我建构的产物。随着科学的发展，人在要求自然屈从于人的成就的同时，也被自己的产品所奴役，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近代科学的深刻悖论。不可否认的是，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于过度的分科教育体制，但分科化正是技术筹划的必然后果。今天弘扬科学精神，不必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层面上突出科学的特异性，而应该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检讨我们时代的通病，重审自由和理性。在后现代世界中，人们不再相信知识内在的东西就是好的。为了抛开启蒙运动关于不可避免的进步的神话，后现代主义用悲观主义代替上个世纪的乐观主义。相信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这种信念消失了。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不再相信人类将解决世界重大难题，也不再相信他们的经济状况会超过他们的父辈。其实，自启蒙时期开始，在各个领域，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文学乃至教育，就都有与理性主义相反对的浪漫主义思潮。理性主义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社会组织、科层结构的日益细密、政治制度的工具化等等相互促进，使工具理性主宰、控制着现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方向。而后现代则体现了对启蒙运动的事业、对现代技术理想和作为现代主义基础的哲学主张的拒斥。另外，长期以来教育的历史发展在伴随人类工业文明的兴盛的同时，教育本身也被社会“噬化”。噬化的结果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来审视，可以这样来描述：在教育目标上追求统一。教会教育、私立教育和公办教育在培养要求上人才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在人才培养的要求上，在工业化、技术化的过程中，机械成为了社会的中心，人和社会自身都机械化，人在社会机械化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可以替换的零件，人的创造性、创新性被官僚主义扼杀了；教育价值的主导趋向以实用主义教育价值为主。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利益的追求超过了理解的寻求。学校教育成了生产商品的加工厂。反观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思想，我们发现情况恰恰相反。以伽达默尔学说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并非传统解释学所坚持的作为文本发言人的作者的一种自我意识的“独白”，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视域交融”。无疑，这种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互主体模式”的深入揭示，将为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教育活动中教与学、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本质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正如在解释活动中，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解读之间体现为一种“循环论证”的关系一样，在教育活动中，教师与学生、教与学双方亦是互构互生而良性互动的。因此，一种理想的教学模式不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我说你听的单向灌输，而是二者之间互为主体的双向讨论、交流和沟通，是二者之间一种“提问应答”的互为因果的负反馈活动。实际上，这是对传统启发式教育思想的一种更为深入的理解。“启发”不仅体现在教师之于学生的向度里，亦体现在学生之于教师的向度中。换言之，教师并非人们常说的照亮别人而牺牲自己，只予不取的烛光，毋宁说，在照亮别人的同时，他也从受教育者那里不断地汲取燃料和能量，他自身的光芒唯由受教育者才得以点燃和照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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