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强调：“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地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关于不要经济范畴人格化的个人之于自身的阶级关系与相关利益负责的见解和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创造历史的见解没有异议，那么，就不必将曾国藩辈旨在维护清朝统治算在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帐本上，除非我们认定曾国藩辈可以为别的统治服务而发起洋务运动。其实，曾国藩辈的反动，充其量体现在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却并不体现在对近代历史潮流的反动，“变成资产者”（《共产党宣言》）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落后国家的最大的政治。至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能否算作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一部分，能否以成败论英雄式地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去冲淡或贬低曾、左、李辈为国家的富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有待进一步考虑。
三、且看独立思考者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统治的问题，在我所评阅的3500分左右的考卷中，有3名考生对命题组和阅卷人都提出了挑战。考生之一答曰：“作为统治阶级开展的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要求他们脱离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考生之二说：“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超阶级的手段和方法，只能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进行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考生之三云：“甲午战争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习惯上常把洋务派的这一失败归咎于他们只倡导学习西方器物，而没有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我认为，从当时洋务派所处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言，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意识到）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是超越了其社会基础和阶级本性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洋务派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其只能意识到西方科技的进步性，他们能够以改革的眼光发展洋务企业，体现了其爱国思想和改革气魄，从大方面而言，是积极的……。”
尽管这3名考生所答并非字字句句都很准确和全面，但可以断言，只有此类考生才真正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既有针对性，又不乏说服力，理当予以关注和鼓励。遗憾的是，评分标准并不曾向这此类考生伸出拥抱之手，更不曾确保他们与为数甚多的死记硬背者和应试能手们拉开距离。即使那一分数量很少的机动分，也并非专为这些独立思考者而设，只要“文字基本通顺，思路清晰”即可，近乎大锅饭。欲期给他们加分，颇费周折。
在我所接触的考卷中，还有个别考生或从资本主义化的国际背景入手，或强调打破“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重要性，说明洋务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与相关历史作用。另外，有的对照日本政府下决心廉价拍卖国有企业，实现企业转轨，进而分析洋务运动期间多数企业机制的落后性，有的则从宏观视野设论，指出洋务运动与稍后地方割据势力抬头之历史关联。尽管他们在广大考生中较之百里挑一还要难得多，但未来的评分标准亟待通过相应的示范性与灵活性，确保此类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脱颖而出和遥遥领先。否则，考生完全有理由以叶公好龙相讥。
灵活机动的考题原本最容易在考生中拉开距离，而评阅者普遍感到，第42题的考分距离不仅没有拉开，反而比另外两个问答题第41、43题各自的考分距离更小，该题的得分率还分别高出第41、43题的35左右，尤其是满分明显偏多。
我曾随手记录在其他问答题中得分较低的20名考生所答第41、42、43题的得分：⑴0、7、2；⑵2、10、0；（3）0、12、0；（4）1、7、0；（5）3、8、0；（6）0、8、0（7）4、10、0；（8）3、12、0；（9）2、13、1；（10）0、14、5；（11）0、13、5；（12）0、10、5；（13）0、12、5；（14）4、11、0；（15）0、7、0；（16）1、11、4；（17）7、14、5；（18）3、7、0；（19）11、14、2；（20）3、10、4。从这20组随手取样的分数可知，有的考生在其他问答题中得分很少，甚至得零分，个别的还不敢动笔，但在第42题中，至少可得7分左右，个别的还能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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