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忘了一个最根本的道理，那就是，在冬天我们穿棉袄，在夏天我们穿汗衫，可无论我们穿什么都不会改变我们是同一个人的本质。
不过，如果我们避开张先生的个人偏见，“科学的方法”这一章对指导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正如张先生在文中指出的一样，“本书是为中国人而写的，我认为，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他好些民族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始终是一个感性重于理性的民族，他们似乎更容易成为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就连张先生自己在谈论马克思时也不免感情用事。现在看来也许只有当感性与理性兼有才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而科学的精神对我们这样一个更注重感性的民族而言又是何等的重要啊。
经济学的灵魂———
如果要谈西方的经济学，那我们不得不从“自私说起”。当然，现代西方经济学已开始了对人们“无私行为”和“利他行为”的研究，这是后话，而且张先生也并不太认同。他更相信交易的作用，按张先生的说法交易是可以做到互利的，这样更符合“自私前提”。而这里的“自私前提”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定之一，即“理性的经济人”假定。“自私”在这里只不过是通俗的说法，也许是为了便于理解，张先生在文中一直沿用“自私”的说法，而未用“理性的经济人”的提法。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张先生仍然坚持认为“自私”是人类的本质，也许哲学家们并不太认同这样的观点，但传统的经济学离开了“自私”前提的确是寸不难行的。不过我个人还是认为经济学应该避开哲学上人类本质的讨论，而使用“理性的经济人”的假定较为合理。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人类本质“自私”的假定前提（“假定”一词是我加的，张先生并未说人类本质的“自私”是假定的），那么我们当然会追问人类行为的外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张先生在《经济解释》中用“缺乏”一词来说明这个问题。（我想这个“缺乏”应当是我们传统经济学中所说的“稀缺”）既然市场上的物品是“缺乏”的，那么我们想拥有它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张先生认为这个代价的高低就应当用市场价格的高低来衡量，而应排除政治权力或其他非正常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个人手中的货币就是经济市场上的“选票”，它的多少决定了你可以消费的商品的多少，而政治权力的介入必然会削弱这个“选票”的作用。
“缺乏”引起了竞争，张先生认为“‘没有竞争’这句话，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来看，是难以成立的。”我个人也很同意这样的观点，没有竞争这个社会也就没有进步，但竞争不应当是无序的、恶性的，竞争“跟任何运动游戏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张先生认为“产权制度（systemofpropertyrights）就是竞争的游戏规则”。在这点上，我也十分赞同界定清晰的产权制度是有利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发展的。产权理论并不应仅局限于市场，有时它的某些观点当被引入到政治领域后，同样会产生某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这还有待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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