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选的不良思想，失去对候选人的正确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会对周边其他村的选举工作造成辐射影响，特别是一些目前还没有贿选现象的村，一些选民会受逐利思想驱使，鼓动候选人贿选，或提出不贿选就不投票等口号，给候选人造成压力，使贿选逐渐成为覆盖整个地区的“潜规则”。同时，由于贿选容易产生“竞价”、“比拼”等现象，候选人之间因直接利益损失而导致互相仇视，会不断加深村内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破坏社会风气。
三、贿选的原因分析
1、集体资产升值带来的“权力诱惑”。从调研来看，我市贿选现象主要出现于20xx年的第七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当时正是我市房地产价格快速升高，土地价值大幅提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市大开发、大建设的时期，重点工程项目数量多，涉及的返回地指标多，一些城郊及平原经济发达地区村的返回地、旧村改造等项目投资超过亿元的不在少数，而且现有的制度对村干部权力存在监管的空白区，使村干部手中的权力随意性比较大，因此岗位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不少人产生“有投入才有产出”的思想，进而导致贿选行为的出现。比如东山街道，近几年正处于开发的高峰阶段，几乎村村都存在贿选现象，飞云镇近几年随着火车站建设等重点项目的上马，贿选现象也在许多村露出苗头。2、贿选实施过程产生的“直观效应”。一方面，候选人缺乏有效的宣传平台，特别是村干部岗位诱惑增大之后，参选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不少人如果不通过贿选，当选的机率很低。从调查情况来看，我市有143名村主要干部有违法犯罪前科，如果通过正常途径参选，几乎没有当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实际观察或操作过程中，候选人逐渐发现贿选对选举结果的有效作用，逐渐把它认定为赢得选举的“杀手锏”之一。比如某村上一届选举时，第一轮选举甲的贿选投入多，得票数领先，但是因为两人都没有过半而进入第二轮选举，第二轮选举前乙加大贿选力度，而后赢得选举。3、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利益优先”。一些村在过去的日常运转中没有及时进行村务公开，使群众对村集体资产去向产生质疑；一些村原任村干部因为违法乱纪受到国家机关查处， 使群众丧失了对村级组织的信任感； 一些村的候选人素质普遍不高， 使群众对他们的当选履职不抱多少期望。在以上各类因素的作用下， 有些贿选村群众产生只顾眼前利益的消极情绪， 认为谁当选都会千方百计侵吞集体资产， 既然结果一样， 还不如先趁其未当选时“ 拿多少算多少” ， “ 谁给得多让谁当”，这种思想进一步助长了贿选行为的愈演愈烈，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公开行为。同时，农村的风俗人情习惯也使选民无法直接拒绝候选人贿选，拒绝谁便等于不投谁的票，容易产生矛盾。4、法律法规滞后催生的“有恃无恐”。现有的法律对贿选的界定比较模糊，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在执行上只能“定性”、无法“定量”，为主管部门的不执行、执行不到位提供了推拖依据；相关的单位太多，主体不明确，容易造成互相推诿扯皮，出现“踢皮球”现象；处罚的力度太小，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人最多仅能处以治安拘留，无法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因此许多候选人认为最多白选一次，不会带来其它损失，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而且在实际选举过程当中，各级党委政府更关注选举的进度，打击贿选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顺利产生和总体进度的推进，因此容易被忽视。
四、新时期贿选的变化趋势
从全市层面来看，当前我市贿选现象出现比较明显的蔓延趋势，除了近乎公开的城郊各乡镇之外，一些半山区乡镇上一届也已经出现个别村的贿选现象。从贿选行为本身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个特点：1、更善于使用间接手段。从前几届选举情况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来看，贿选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手段越来越间接，取证越来越困难。许多候选人从本人分发财物，转为通过他人分发财物；从本人宴请选民，转为通过亲朋好友宴请；从以选举之名宴请，转为借各种民间风俗名义宴请。同时，还产生了选举保证金等多种不同形式。候选人越来越多的转入幕后操作、遥控指挥，千方百计逃避法律责任。如我市东山街道下埠村，前届换届贿选被成功查处，下一届选举东山街道各村的候选人必然会采取更加隐蔽的贿选方法。2、更讲究选举策略。从选举情况来看，一些候选人越来越注重贿选的策略，通常在宣布参选之后，都会和自己的“智囊团”一起共同研究过去选举经验、本届选举办法，并根据竞争对手的具体情况制订个人的贿选策略，确定贿选的重点对象、数额等，企图用最低的成本赢得选举。比如上一届塘下镇个别村出现过候选人第一轮不贿选，但是游说其他村民投白票，使对手第一轮贿选落空，然后集中财力在第二轮选举中贿选拉票，最终战胜对手赢得选举。3、更注重贿选效力。从贿选的时间来看，越来越多的候选人懂得越接近选举日越有效的道理，通常都在选举日前连夜分发财物或通过等对方先贿选，再依据竞争对手的贿选数额确定自己的贿选数额，以确保取得最佳的选举效果。与此同时，由于贿选与选举日时间相差越来越短，一旦出现贿选行为举报，启动贿选查处程序，往往取证完成时，贿选人已经当选，只能宣布其当选无效予以处理，不利于社会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镇党委政府的处置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