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资产规模不断壮大,支持“三农”服务功能日渐增强。信用社农业贷款大幅增加,支农力度明显加大,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进一步发挥了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近4年来,各项贷款年均增长17.4%,高于同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截至20xx年末,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3.2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的比例为12%,比改革之初提高了1.4个百分点。其中农业贷款1.5万亿元,占其各项贷款的比例为46%,比改革之初提高了4个百分点;占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由20xx年末的81%提高到93%。
(六)组建符合当地实际的管理机构,新监督管理体制初步形成。按照改革方案的要求,结合当地信用社经营管理情况,绝大多数试点省份都选择了省级联社作为其省级管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天津、重庆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北京、上海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监督、管理、经营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省级政府、省联社和监管机构的职责分工初步形成,其优势和作用开始显现。
(七)整合机构,撤销高风险社,成功实施了市场退出。按照改革方案的有关要求,对于长期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扭亏增盈无望的高风险信用社,予以撤销。对高风险信用社的市场退出进行的初步探索和有益尝试,丰富了改革试点的内容。
展望 :回眸既往 开创未来
信用社深化改革试点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效,主要有以下经验值得总结。(一)将信用社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变一个积极性为多个积极性。与信用社50多年来任何一次变革相比,这次改革不再是中央部门的单一举动,而是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信用社本身、农民以及各方投资人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信用社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问题,而是事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大局的重要问题。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事关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支持“三农”发展的大局。只有把信用社搞好了,才能有力地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农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信用社更是把这次改革视为一次有希望彻底走出困境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农民和个体工商户越来越意识到,商业银行虽好,但他们的款就是贷不到,信用社才是真正的依靠。因此,改革的推进不再仅仅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而主要变为改革主体和改革成功的最大受益者自身的内在需求,形成了上下联动的良好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对信用社业务经营的行政干预在明显较少。其根本的原因则是管理权的下放,实现了信用社管理的权责利的有机统一。现在,地方省级政府既要信用社发挥服务功能,又要承担其风险责任,政府行为在机制上受到了很大约束。更为重要的是,十多年来国家宏观调控及金融治理整顿的实践,已大大增强了各级领导干部的金融风险意识,地方政府在维护信用社合法权益、创建金融生态环境、打击逃废债等方面发挥了任何中央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清收旧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自改革试点以来,地方党委、政府通过行政、组织和法律等手段,大力帮助支持信用社收回历年欠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举,堪称农村金融信用环境建设的重大成果。
(二)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深化改革充分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在产权改革的设计和实施中,不搞“一刀切”,不压进度,不下数量指标,成熟一个审批一个。各地信用社寻找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坚持产权制度改革模式的多元化和组织形式的多样性,自主选择适宜自身发展状况、适应当地经济环境和适合监管需要的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对老少边穷地区信用社的特殊情况,则给予了更大的灵活性:条件成熟,能够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先予解决;现在尚难以解决的,列入深化改革的议题,深入调查,下一步争取政策,逐步解决。改革使各种类型的信用社努力寻求适宜自身实际的发展空间和形式,初步形成了三种产权模式、四种组织形式并存,适应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新的产权结构。
(三)国家政策扶持,有效地化解了历史包袱。这次改革,国家分别从资金、财政、税收和利率等方面给予了有力的政策扶持,使信用社减轻了历史包袱,改善了财务状况、为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抗风险能力奠定了基础;而且这些政策还较好地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央行的资金扶持政策,设置了申请和兑付条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信用社通过增资扩股等途径扩大资本实力、化解历史包袱的积极性,解开了信用社巨大资不抵债额与逐步走向良性发展矛盾的“死结”。应该说,央行的资金扶持政策在这次改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