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涉及面广，利益主体分散，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呈现多元化状态。农村的矛盾很多，引发的各种纠纷异常繁杂。少到几元、几十元的小额诉讼，多到上百万的“官司”；小到家庭邻里间宅基地争执，大到区域间土地、山林、水面权属的纷争；分到个人打官司告
状，合到聚众越级上访等等。另外，农民收入提高了，但与其它行业相比仍处于最低水平；农民素质提高了，但仍有很多文盲、法盲。加之，封建迷信、宗族势力与“黑黄毒赌”等丑恶现象的搅合，使得农村矛盾纵横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容易激化，形成连锁反应。因此，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农村矛盾，大力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三、构建多元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设想
有社会就有纷争，有纷争就要有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当前农村社会中，建立一个功能互补、程序衔接、能够满足农民多种需求的多元化解机制是当前依法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发展方向。其合理性主要有：其一，多元化的农村矛盾纠纷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伴随利益的调整、重分，规则的修正、重建，表现在农村的矛盾纠纷在内容、性质和形式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纠纷成因、纠纷类型和纠纷层次呈现多元化，这就要求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手段、方式的多样化。其二，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差异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就纠纷解决方式而言，无非有诉讼和非诉讼两种方式。诉讼代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属于一种公共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纠纷“法律”解决的典型形式。与诉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它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但存在成本高、周期长、过于刚性化等制度上的功能障碍，诉讼并非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尽管程序不如诉讼严谨、处理不如诉讼精确，但灵活、便捷的功能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其三，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对纠纷解决方式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侧重权利实现的，往往从法定权利义务角度出发，力求选择诉讼实现权利最大化；而侧重效益考量的，往往从纠纷解决和实现正义的成本、效益出发，力求通过便捷、经济、协商的诉讼外方式解决纷争。只有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能从不同角度满足不同主体解决纠纷的需求，使当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选择权，获得便利、经济和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途径。在我国，社会矛盾争讼有五大解决途径：协商，民间调解，申诉（行政调解），仲裁与诉讼。总体来看，在司法实践中，近年来我国诉讼调解工作得到了加强，这符合社会主体对司法需求越来越高的趋势，这是好的一面。但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仲裁则有弱化的趋势，因而产生农村矛盾纠纷解决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大量纠纷涌入法院，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成本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加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初步构想建立以人民法庭为骨干，以乡镇调解委员会、司法所为调解工作站、以村组调解员为工作联系点的“庭、站、点”调解工作网络，按照“小纠纷由村组调解员调处，即不出村；一般纠纷由乡镇调解工作站调处，即不出乡；大纠纷由人民法庭（人民法院）裁决调处”的原则，从而实现功能互补互动，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保障和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几点建议和对策。
当前农村矛盾凸现，除了要构建多元矛盾化解机制外，笔者认为还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首先，坚持积极疏导的方针。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加强疏导，就是对农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呼声要主动听取，对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解决，对于农民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要主动办理。尊重和保护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热情。要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做到荣之事多做，耻之事不为，不以荣小而不为，不以耻小而为之；同时倡导和谐家庭关系和科学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让文明新风吹遍千家万户。
（二）落实司法为民举措。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依法化解农村矛盾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要牢固树立“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执法指导思想，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便民诉讼网络，充分发挥便民诉讼网络的作用，便利群众诉讼；加大司法救助的力度，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他们的诉讼提供快捷高效服务，最大限度保障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打得起官司。在审理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件中，要关注民生，维护民权，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对立情结较强、涉及面较广的民商事案件，要多做调解工作，防止“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促进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