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相互依存，每个人都有背景。我在文学苦旅上，当然也不是独行者。
小说一成长篇，就是不小之说，就需要整段时间和安静的环境来及时捕捉那一晃而过、灵光闪动的无数瞬间。创造的冲动美妙无比，我已无法控制自己，不把那心头的灵光闪动变成能看得见的纸上文字，就像母鸡憋着蛋不能下一样难以忍受。1987年，当我提出结束有规律上下班生活，回家专意写作时，家里一片反对声。高考只差几分落榜，时在张家山林场任护林员的哥哥姜水利，识见却不同于众，笑道：“三代出一个贵人，十代出一个怪人。贵人好遇，怪人难见。只要无害于他人和社会，怪又有什么大不了？”
几句笑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于是我弃铁碗如敝屣。
哥哥并不是十分理解我，但爱可超越理解。我出生时哥哥才四岁，连自己却需要人管，母亲却为了下地挣工分养活我们，不得不把他拴在炕上让管我。我哭他哄不住，也只会哭。他带大了我，当然很爱我。一次我的一位朋友来山上玩，说：“你弟弟也真是，到现在还找不下媳妇。”哥哥觉这话有小瞧我之意，斜了他一眼。他忙忙改口说：“我是说他现在还不肯成家。”哥哥仍茶不沏烟不递尊口不开，让人家干坐无趣，悻悻而去。的确不是待客之道，但由此可知哥哥对我有多偏爱。
嫂子何秋娥憨厚朴实，日日为我茶来饭去。加上我，当时哥哥的二十来块钱工资，养活着四口人，嫂子却从没缺过我的花费。
多年辛苦，出书却得自费。几乎在我第一次出书的同时，哥哥买上了张家山林场，从此陷入了窘境，债务缠身。我不忍给他添乱，屡拒绝他资助。有一次甚至惹得他大发雷霆。算上这一次，姐姐姜枝叶已不惜血本为我出了三次书。只要我书稿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姐姐就知道下面的事该她了。
1992年，父亲身患癌症。两位老人与我共同生活，而我分文收入没有，又要花钱请医，又要照顾又要写作，还要自费出书，真是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要没有姐姐，真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姐姐单位效益不好，便自动下岗，经营百货，开羊肉馆，后又卖农资。农资旺季，姐姐一天给人家抬化肥装车数十吨，累得吐血。就这样，她源源不断地供应我的生活、出书和给父亲看病等。人爱问姐姐为什么要对我如此付出，她说是怕我一场辛苦落个空，万一想不通出意外。这是终极关怀，是人间至情。我的姐姐，在我心目中是天下最好的姐姐。
母亲生前，我没有给她写过一篇文章。她年事已高，物质需求很少，所主要的就是儿女精神上的关爱。我要是能给她写一篇文章念念，她不知会有多幸福。母亲长期住在姜尧村老宅。电台记者来，也总是预先来个电话，我便在镇街姐姐处等着，然后上张家山林场去拍，所以一直把母亲丢在了脑后。难得晓锋（本书责编）有心，特意带着他的朋友到老宅拍我那老母。母亲当然极感幸福，让我把她织的土布单子送晓锋一条。我嫌土气，不肯送。母亲临终向我交待她箱子里的东西时，又说：“那西安娃（晓锋）怪亲的，我一个土老婆子，他进门出门都扶着，张口闭口叫嬷嬷。你把那单子给娃吧，是我的一点心。”很感激晓锋，给我留下了母亲一些活生生的镜头。封底所附的母亲织布时的照片，最能代表母亲的一生，就是与晓锋同来的县宣传部记者王保平所摄。
天地间，惟父母之爱最深沉，最久远。
和哥嫂呆了将近一年，家里人接受了我的选择后，我便主要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对于父亲姜进全，我真不知怎么说才好。他后半生全身心投入了绿色事业，对儿女关照很少，老实说，与母亲相比较而言，我对父亲感情淡一些。不过我很崇敬父亲。多少老人，生活充斥着疲惫和无聊，活着就是在等待死亡，而虚活枉死不属于我的父亲，有张家山万余亩绿色为证。父亲说古往今来的英雄，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当代英雄。他的精神，对我影响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