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已经成为赞美《阿凡达》的标准语式，然而事实可能是：在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网络中，没有一部电影只是一部电影，即使《三枪拍案惊奇》也不只是一部电影。
《三枪》和《阿凡达》或许正在两个极端上略略改变我们关于“电影是什么”的观念。
用几个月的时间炮制出来的《三枪》把电影本身的要素缩减到最低程度，大银幕沦落为一个简易的小品舞台，电影被剥离得只剩下导演和几位演员空洞的“品牌效应”。所以，《三枪》甚至不是一部电影，而只是一个以电影面貌出现的名人品牌简单堆积的赚钱装置而已。
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这样的纯粹叫卖品牌、只剩营销心机的“电影”不是偶然的，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部。
詹姆斯·卡梅隆花费12年完成的《阿凡达》则“无所不用其极”，把电影的“光影造梦”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它接近的是一百年前意大利电影先驱卡努杜的《第七艺术宣言》（1911年）中的古老理想：“电影……应该发挥它表现非物质世界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卡梅隆详细虚构了整个潘多拉星球的生态，从一草一木到一山一水，从纳威人的物质世界到语言和精神世界，都倾注了巨大的想象力和技术力量。据说，他的创作团队撰写了一本逾200页的百科全书，叫《阿凡达：潘多拉星生物和社会史机密报告》，解释背后理据。
《阿凡达》让我们看到，电影不只是创造一个故事，几个人物，一些场景，而是创造一个完整的另类世界（“可能世界”“非物质世界”）。这是卡梅隆的野心，也是电影本身自诞生以来就怀有的梦想。
如果说《阿凡达》在电影技术上“超越想象”的创造和耐心得到了一致的肯定的话，那么它在思想主题上引起的纷争无疑复杂得多。就其根本而言，《阿凡达》所传达的思想仍是美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无法超越其内在的界限。
就像《纽约时报》说的，过去的一个月来，保守派人士一直对影片对宗教和美军的描述耿耿于怀；女权主义者则不满片中男外星人比女外星人体魄强健这一事实；反吸烟人士认为影片中出现了吸烟场景因而没有做到劝人向善；甚至还有人跳出来指责卡梅隆剽窃了前苏联科幻小说的故事梗概。
甚至连梵蒂冈天主教廷也大感不悦，透过其官方报章和电台猛烈抨击这出电影灌输错误的讯息和价值观，使人以为膜拜大自然，便可以取代宗教信仰。在梵蒂冈看来，《阿凡达》似乎正在把环境保护主义变成一种新的异教学说。
围绕着这部电影的诸多立场之争，构成了有趣的新闻，但不会带我们深入这部电影的肌理。在中国，更多的人把它读作钉子户反暴力拆迁的故事，也不过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有趣引申而已。
重要的依然是，如何看待《阿凡达》所处的意识形态脉络以及它所传递的关于“自然”和“沟通”的神话。
《阿凡达》和不久前的《变形金刚》正好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两个极端：一个是自由派的——反人类、反科技、反暴力，认同异教和他者的；另一个则是保守派的——人类中心主义、炫耀武力、内部和外部界限分明。
在《阿凡达》中，这种自由派思想立场的核心之一就是“自然”神话。卡梅隆在电影中虚构了纳威人和自然和谐共存（“天人合一”）的乌托邦图景，这和人类掠夺资源、破坏自然的作为形成了对比。
通过杰克这个亦人亦纳威的阿凡达视角，导演让观众的认同从人类身上逐渐转变到外星人（纳威人）身上，最终完全认同这个乌托邦，为人类最后的失败喝彩。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反人类中心的难能可贵的科幻电影，但就其思想主旨而言，只是以被视为更原始、更自然、更美好的人类反对（反思）充满侵略性、掠夺性的现代人而已。
“回归自然”（BacktoNature）一直是人类的“乡愁”。在启蒙运动之后，伴随着现代科技理性日益主导人类社会同时日益显露负面效应，这种“乡愁”尤其强烈。
早在18世纪中叶，启蒙运动鼎盛之际，卢梭就已经开始思考科学与理性的可能带来的深重灾难，已经开始勾画他的“自然”乌托邦：“自然”最根本的是指“人类自然的生活状态和纯真质朴的自然人性”。他甚至提出，在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前，人类曾经历了一个原始的、纯真的、按照自然天性生活的美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