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跟什么有关呢，和社会的文化，文化发展的水平，和一个社会文化的传统有关。文化发展水平这个很好理解，水平低、水平高，社会公民文化的水平素质高，他的民主意识强，他维护自己的权利的这种意识强，他的一些社会道德水平也会相对的比较高。在这种社会中，腐败现象往往就比较少。另外还是和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有关系，我们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很好的一种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等等，这样一个好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社会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精神力量，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间，社会文化传统中间也有一些糟粕的东西，这种糟粕的东西在目前显然对我们的社会甚至对我们党风廉政建设是有影响。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喻，法制观念不强。出了问题，或者是有了困难，很多老百姓他不是首先想到不是靠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他的矛盾解决他困难，而首先想到的是我要去找谁找人，谁要是能给提供这个帮助，要找人自然就要请客和送礼啦，有时候要给红包，这个很常见。我们经常会看到街上一些交通事故，在国外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大家都找警察来处理，找保险公司来处理，我们现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动作呢，经常看到的就是从车上跳下来，第一个动作掏出手机打电话，找熟人。想起我一个朋友当医生，有一次他说我正在找人，找交警找一个熟人，我说你找交警干什么，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出了车祸，他不认识交警，他就通过他，他说你当医生的，你可能认识交警，很多交警看过病的你认识人，你帮我找一找，帮我去处理，你跟交警说让我减轻一点责任啦，这是一种习惯。还有人呢，就认为给点好处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可以得到良好的服务，比喻说大家经常讲的医生开刀，家里有亲戚病人要动手术，他就给医生送红包，医生如果不收，他心里就不踏实，他硬是要送红包。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不怪群众，不怪老百姓，主要过错还是在于我们干部身上，我们党员身上有职权的人身上，你如果是能够秉公办事，大公无私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那么这种现在肯定会越来越少。现在这种社会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它普通了以后，就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手里握有实权的人你的执政的使用权力的文化环境，并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经常讲的社会上的诱惑太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往往什么事情一到，首先讲到的，你可能管一点事情，你有点权力，找找你帮帮忙，帮忙的话给你一点好处，从小事上开始收了些好处，小的慢慢收，慢慢的收大的，这是跟文化传统有关，这是其一。
再一个就是和法制的健全程度有关。法制化，法制首先就是要求执政者要依法执政，按照法律的规范，法律允许办的就办，法律禁止的东西不能办那就不能办，法律规定的程序怎么办，你就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去办。这个是对执法者的最基本的要求，判断我们社会法制是否健全，我们现在有个误解，老是讲看老百姓守不守法，这个也是老百姓守不守法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法制程度首先看掌权的人是不是在依法执政，依法掌权依法行使权利，这个才是法制化最根本的一个标题，你都是按法律程序办事，按法律允许的去办，那就不会产生腐败。另外呢，当然法制健全以后，也使得公民依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不需要到处去找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以后，自己可能依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的话会使得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法制健全以后，使得我们的行为，就是老百姓办事的这种办事行为它的后果是否显而易见，就是我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我们就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我可以预见到这些事情所办的后果是什么，如果是人治那就很难说了。法制不是人治，如果是人治的话，那么就是领导给我办就给我办，给我好处就给你办，没有好处我就不办，给了好处我就乱办，那么我要办一些事情，那么到底我办的这些事情的结果是什么，我自己就不可预见，不可预见的情况下，那么我就要通过各种办法去实现我的目的，我去找人啊，托人啊，送红包呀，请客送礼等等，这样一些事情就出现了。所以和一个社会的法制健全是非常有关系的，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有关的就是和打击腐败的力度有关，腐败是否多发，跟打击腐败的力度和惩治腐败的力度够不够是直接有关系的。这个打击力度就涉及到一个学术界叫做腐败的成本的问题，搞腐败的人他有成本，他要细算一下我搞这个问题是合算还是不合算，那么简单来说，他的腐败成本就包括以下这几个：一个是不是容易被发现，他搞的这个经济贿赂也好，收受什么好处也好，是不是容易被发现，如果很容易被发现，那么他就可能不会去搞，现在很容易发现，他布置成本就大；发现之后受到的惩治是不是够严厉，如果你发现也好，知道这个张三李四收受贿赂，然后如果不严肃处理他，或者是这个放一把就过去了，没有严厉的惩处，那么就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发现又怎样，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是不够严厉。所以中纪委书记吴端正同志讲过，真正的搞腐败的人是腐败分子，要在政治上使它身败名裂，在经济上在使他倾家荡产，这就会使搞腐败的人要付出这种沉重的代价，也就是成本。就是成本要够高，首先是能够实现法制，其次发现以后要进行严厉的处罚，这样才能够遏制腐败现象。我们现在知道亚洲新加坡是公认的世界上公务员队伍最廉洁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香港的公务员队伍也是最廉洁的，在世界上，这两个公务员队伍都是很有名的。大家可能有的同志不知道，这两个地方曾经也是腐败现象高发的地方，香港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腐败成风了，特别是所谓的纪律部队警察和黑帮、贩毒分子和搞黄赌毒，这些人勾结在一起，收取保护费，成了一种风气。香港后来廉政风暴以后，抓了一个警察，他自己就说，他收到的好处收到的贿赂，在香港警察中间，就像早上起来刷牙一样，晚上睡觉一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后来这个事情终于就是爆发了，就是有个警司，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有个总警司是叫做葛柏，后来发现了他的收入和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工资和他的收入严重不相符，但是当时出事的时候，他有700万港币的财产，后来就进行调查，后来就利用各种关系成功地跑出去，跑回英国去了，逍遥法外。这样激起就香港民众高度的激愤，上街游行要求反贪局要把葛柏去英国抓回来。当时香港总督叫麦里浩，是一个有点作为的政治家，他看到这个问题阻碍了香港社会的和谐安定，香港的经济的发展，不解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利用各种法律手段后来把这个人从英国引渡回香港受审，后来关在监狱，判了10多年。香港1974年成立了廉政公署，这廉政公署成立以后，大力的打击腐败，后来廉政公署查处的过程中，腐败贪官逃的逃关的关，其中有著名的所谓的四大华人探长，最后整个警察队伍，发生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为香港营造一个非常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健全的制度，特别是廉政公署。这个打击腐败的力度，现在香港发生腐败问题打击非常严厉。新加坡也一样，1969年，人民党执政以前，新加坡腐败问题也很严重，后来人民党执政之后，这些腐败问题不解决直接关系到人民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是多么恐怖，所以开始严厉打击腐败，让腐败现象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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