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笔不觉师造化
黄宾虹一生绘画艺术的大进展，多发生在他隐居的时期。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无需应酬杂务的宁静生活可以让他深思内省，促使画作和自然风景、隐居生活进一步契合。池阳湖画风之变是一次突变，源自他对江湖水光天色的写生，也来自他蓄积已久的思考，还来自苦涩现实对他心灵的影响。其弟子王伯敏多年后还难忘他老师的教诲：“读书的人，要甘于寂寞。寂寞能安定，定则心静，静则心清，清则心明，明则明白一切事理。作画，墨是黑的，只要眼明心清，便能悟出知白守黑的道理，画便猛进。”
1929年的一件盛事是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南北国画家都参加。此时在上海美专任教的黄宾虹参加了展出工作，并发表了评介文章《美展国画谈》。文章提倡士大夫的逸品画格，以为不必求悦于人，人不知而不愠，才是真画者；还以为当时沪上流行的一种是细谨、工于涂泽的媚人习气，另一种是自矜才气、沦于放诞的欺人画风，以浮滑为潇洒、以轻软为秀润，真画者反不合时宜。他希望画者能坚持避俗趋雅的操守，力求华滋浑厚的画风，不要因一时俗世弃取而改变。
黄宾虹一向以为书画同源，所以称作画为“写画”。他以为上古时代书画不分，如伏羲画八卦，仓颉造字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象形，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已有横线、纵线、弧线等线条形式；汉以后虽分书画，但仍是道归于一，三代以上笔法可从甲骨、古玉、铜器中求之。他在1929年编辑的《滨虹草堂古印谱》里曾谈到古印上的籀篆文字：点画的肥瘦方圆奇正各不同，有助于绘画笔法；而结构的疏密、参差离合、抑扬顿挫、回环往复，更可见章法布置之妙。所以，他作画时要置备金石拓本在案头。他由古玺印这种上古金石实物、临近原始的艺术形式中悟出笔法要旨，认识到书法、文字、金石、绘画都是同一来源，即来源于自然山水，从而找到回归造化之路。
黄宾虹常提到古代书法家从观察自然中有所领悟，如在雨后看车行泥沼，车轮在泥中转动犹如笔被纸墨所滞却仍圆转，不疾不徐、不粘不脱，由此笔法大进。他也常以自然山水之理来诠释自己的笔法，如“平”就是如风吹水动、一波三折；“圆”如行云流水、宛转自如，而石有棱角、树有桠杈，则是圆中有方；“变”则如石有阴阳向背、树有交互参差，山有起伏显晦、水有缓急动静。1922年他在给友人陈柱尊的信里说到，自己是以山水作字，而以字来作画。可见，他已将山水自然之理、《说文》六书之法、书法、画法相互打通。
现代画家以画为道抑或以画为艺，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的对比，在黄宾虹和张大千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张大千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黄宾虹一生平静淡泊。张大千1925年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26岁就扬名南北，后又去北平办画展，被称为“南张北溥”，可谓名满天下；而黄宾虹虽较早就有“南黄北齐”之称，但他直至1943年才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这时他已经80岁了。
黄宾虹自来沪上就以鉴赏、鉴别真伪著称；而张大千仿作的石涛画，甚至瞒过了当时的大行家罗振玉、黄宾虹及其老师曾髯，可谓出神入化。还有对画与钱的关系，黄宾虹一生力避卖画，多以画赠友人知己。虽有润笔，与他的名气相比也很低，他一直严守传统士大夫不言阿堵的精神，过着清寂的学人生活；而张大千却有着对金钱的开通看法和潇洒追求，有过极高的润格，也卖商品画，出手阔绰。不同的人生态度最终体现在他们的画中，黄宾虹的画是典型的恪守传统的雅正的士夫画，张大千的画则有趋向民间、时尚的意趣。两人都是一代宗师，只是在境界上和被认可的领域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