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中的学习，是没有外在压力下的自由自在的学习。曾经在山东电视台看到一个精彩的节目。一个四岁小孩，能流利的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及一些唐诗宋词，而且，背起来还浑身是劲。听他的幼儿园老师介绍，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只不过是在小孩玩耍中边玩边唱。象很多小孩玩的那种游戏，边玩边唱：“一米一米三，三面红旗，解放台湾。”那位老师要求孩子边玩边背《三字经》《百家姓》及一些唐宋诗词。孩子边做游戏边唱，效果极好，记得特别牢，这就是游戏教学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上，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教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都是那些通过自己努力在科场上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如何刻苦学习的故事。鲁迅先生当年在他的那篇著名的《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狂人在读书时，所读到的是满纸的“吃人”二字。在我们中国的教育史上，其实只写满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苦”或“哭”，根本就与“乐”无缘。
最后，实用理性观念的深入人心，更让中国教育排斥了游戏。
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认为：“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⑿所谓的实用理性，是以实用为最根本的目的的理性。就是说，对于任何对象，我们中国人都以是否实用的眼光来看的。换句话说，一切以实用为标准，为目的。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读书戴顶”以及“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都带着明确的功利目的，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发奋求学的目的。这些宏观上的考察，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容纳游戏的蛛丝马迹。相反，都是排斥游戏的，与游戏水火不相容。再从微观的视角来看，结果也一样。所谓微观的角度，指的是求学者的学习过程。虽然我们很难在史书中发现这样的实例，但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找到。比如一些戏剧的剧本。还是以《牡丹亭》为例。那位先生以“逑者，逑也。”来解释“君子好逑”中“逑”的意义时，先生所传递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只要记住了，背下来了，也就行了，也就有所得了，至于其它，那只是浪费光阴，心有旁骛，达不到求知的目的，不必学习，不必掌握。在其他的一些戏剧中，也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先生一板一眼地教弟子读或写；弟子呢？则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在读，在写。那场面，非常严肃，容不得弟子门有半点随意。可是，当先生一旦有事暂时走开，那就完全是另外一景象了：弟子们打打闹挠、玩游戏，孩子的本性暴露无遗。古代所谓的“闹学”，其实就是孩子们对那种太过于功利，过于实用的教育的反抗。每天要学有所得，每个时辰要有所得。每天的学习结束时，学生都要向先生“交书”（背诵），“交”不了“书”，即背不出，那就要受处罚：罚跪、拧眼皮、打手心、掌嘴巴，挨骂。
这便是实用理性给教育带来的恶果。因为游戏的无直接目的的特性，使得它根本就无缘渗入教育。
当然，中国教育几千年，我们始终很难发现有明显的游戏的特征，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个封建的社会。因为在那个以专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中，所需要的人才，绝对不是那种具有个性的，富有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个人；统治者所需要的，只是唯唯诺诺的庸才，乃至奴才。所以，在那时的教育中，根本就容不下游戏。没有游戏的立锥之地，也就毫不奇怪了。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游戏，重要是方法意义上的，偶尔也涉及精神领域。
注释：
①蔡丰明《游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②〔荷兰〕胡伊青加《人：游戏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8页。
③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107、108页。
④黄行福《教育即游戏》，《江西教育科研》20xx年第11期。
⑤转引自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页。
⑥转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一卷254页。
⑦转引自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416页。
⑧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30页。
⑨《论语·卫灵公》。
⑩转引自刁培萼《教育文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版，134页。
⑾[奥]茨达齐《教育人类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xx年5月版，164、172页。
⑿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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