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强迫灌醉；(2)误饮酒致醉；(3)遵医嘱饮(药)酒治
病致醉；(4)其他非自愿的醉酒。醉酒者如果能够举证
证明醉酒系由非自愿的因素所致．即可适用本除外性
规定。
其次，需要特定犯罪意图才能成立的那类犯罪。
若醉酒者能举证证明因处于醉酒状态不可能具有那
种犯罪意图时，可适当减轻处罚。此为英国刑法的规
法律与医学杂志20xx年第13卷(第l期)
定，笔者建议借鉴之。
再次，刑法第l8条第4款中“醉酒”的外延过宽，
容易让不懂医的司法人员误解，建议明确将慢性酒精
中毒(不含酒精性人格障碍)和病理性醉酒除外。法律
对慢性酒精中毒(不含酒精性人格障碍)和病理性醉
酒为何要网开一面?因前者的病人在长期酒精作用
下，脑组织已经有或多或少的器质性病理改变，即使
彻底戒酒也不能恢复如初。而后者是在少量饮酒的情
况下发生的，他对醉酒不可能有预测性，说明本人对
醉酒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且精神异常的严重程度远高
于普通醉酒。另外。对酒精性人格障碍为何不等同视
之?其他精神病引起的后遗人格障碍，司法精神病学
一律将其归于法律精神病类对待。承认其控制能力削
弱。考虑酒精性人格障碍系自陷性造成的，且尚未发
生脑器质性病变，若酒精性人格障碍者愿意戒酒是完
全能够全面恢复正常的，法律对他们从严规定一方面
可以更加妥善地保护公共安全，另一方面也是敦促他
们戒酒，以利恢复健康。
最后，针对国内精神病学界对急性醉酒新增复杂
性醉酒的类型(注意：复杂性醉酒仍为大量饮酒所致，
反映出醉酒者本人有主观过错，即为自陷性，故法律
对此疏忽大意的加害人没有宽大处理的必要)。而且
有相当数量的精神科鉴定医生认为复杂性醉酒宜评
定为限制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这样公共安全有受到
威胁之虞，建议刑法明确规定普通醉酒和复杂性醉酒
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维
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还便于全国在处理醉酒犯罪问题
上适用统一的法律规定。
三、有关急性醉酒法律争议
当醉酒者作为加害人时法律视同正常人一样的
处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长期的通行作法，无可厚
非。问题是醉酒者的法律身份非加害人却是受害人
时，法律能否一视同仁地对待值得讨论。
有两大问题发人深思．一为男性趁女性醉酒之机
发生两性关系的行为怎样定性?二为民法如何看待醉
酒时的缔约能力?
饮酒与吸毒不同，前者为合法行为，后者为非法
行为。况且，醉酒者成为以上两方面的受害人既未伤
害社会及他人，主观的过错又未达到法律有理由拒绝
提供保护的程度，还应该看到多数时候对方当事人对
发生醉酒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此种情形下，若法
律仍然无视醉酒时的异常精神状态，未免缺乏足以令
人信服的理论支撑。因此，笔者建议醉酒者成为受害
人时，应尊重客观事实，若达到精神异常的标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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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参照对精神病人的处理方式来对待醉酒的受害
人。在此，分别予以讨论。
(一)与女醉酒者发生的性行为是通监还是强监
的认定
根据1984年两高一部规定：“明知妇女是精神病
患者或者痴呆(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
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监论处。”与女醉
酒者发生的性行为可否直接照搬该规定呢?当然不
是。比如，男女双方在饮酒前即达成x交易，或者女方
施美人计设计陷害男方，这些通通不能认定强监，以
认定通监为妥。只有受害人满足下列条件时方可参照
上述法律规定处理：(1)有证据表明发生性行为当时
受害人处于醉酒状态，且男方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若她
处于非醉酒状态这样做是根本违反其真实意志的；
(2)受害人需在酒醒后立即提出指控。
(二)醉酒者的缔约能力
目前，因醉酒引起的民事合同纠纷不断，法律如
何处理尚无统一意见。国内民法对此鲜有研究，英美
国家早把普通醉酒当作精神疾病对待，给予它们相同
的法律救济，诚如：①
1．英国：在pitt v．smith(1811卜一案确立的判例规
则认为，一个人处于喝醉酒的状态时，不存在“意思表
示一致”，因此，处于醉酒状态所订立的合同无效。而
gore v．gibson(1845)-案中，法院的判决认为，当事人
因醉酒而没有缔约能力的检验标准，与精神病人是一
样的。即是醉酒到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程度，并
且对方当事人也知道这一点。在hart v．0’conno'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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