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的公路主要是农民 www.xxk123.com (www.xxk123.com)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後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40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
。城的人什麽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15、6岁，过5、6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麽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利，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麽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麽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人可以用身分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麽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
农民也是国民，为什麽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麽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分、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麽、那麽的难，利息还高於城几倍。
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1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人1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麽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於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麽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
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麽配置资源呢？到村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麽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yao、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yao、机器，铁锤，风来、雨去，两年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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