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馀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後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农民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2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麽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xx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後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麽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来呢？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麽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麽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麽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麽？法不管用。那"法"为什麽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麽打得起官司？怎麽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汤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麽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麽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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