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麽家庭经营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後期，工业化进步後，拖拉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下乡，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当家庭经营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时候，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农民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的。
当农民有了剩馀以後，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後，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也就有了1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於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後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集权之间
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麽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我们到底要采用什麽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通过暴力实现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似乎更没有可能，我感觉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更加集权。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麽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现在，主流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还有什麽什麽"化"，很多的"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的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到时候不"稳定压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结果是民主还是集权呢？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於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中国的未来道路到底怎麽走啊？！
同学们，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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