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对判决结果畸轻畸重的抗诉在准确性上得到增强。由于量刑建议是在庭审中提出，因此公诉人从一开始审查公诉案件时就必须将影响量刑的各个事实情节予以综合分析考虑。可以说，量刑建议提出的过程也就是公诉人对判决结果的充分考量和预测的过程。当不公正的判决结果出现时，由于公诉人对案件量刑要素的熟知，就可以及时发现影响判决公正的程序性和实体性问题所在，那么提出抗诉的准确性也随之增强。可以说量刑建议工作就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属性的具体化。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基层院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看，对抗诉案件的事理分析和法理分析明显改善，虽然有的人身伤害案件或者侵财案件由于当事人已经达成和解市院没有支持抗诉，可是单就基层院在提出抗诉的法理分析上是有道理的，说明基层院抗诉的准确性的确有了明显提升。
7、量刑建议工作的开展具有广泛的群众和社会基础。律师作为社会法律工作者，他们代表的是一方诉讼参与人的诉求，希望过去神秘的量刑过程受到监督。问卷调查表明：96%的律师对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表示欢迎和赞赏，绝大多数律师认为，检察机关依事实和法律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不仅对法官量刑公正具有积极的监督促进作用，而且为辩方和当事人参与量刑提供了机会和平台，这是检察机关“关注民生，走进群众”主题实践活动切实可行的具体表现。并建议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的客观公正尤其是准确性上多下功夫，以使这项创新工作取得扎实的成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量刑建议工作实施半年多来，全市两级检察院上下联动，积极推行，有效促进了法院审判环节上量刑的公开公正，在实现我市 “阳光司法”、“阳光检察”、“活力检察”的目标上迈进了一大步，推动了我市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应当说，我市的量刑建议工作进展顺利，成效初显。
二、在量刑建议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凸显出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是：
1、少数院对量刑建议的积极作用和意义思想认识模糊，这是制约量刑建议工作深入推进的主要内因。
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体正义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而公正的量刑程序是量刑工作的前提和保障。量刑建议就是对判决结果是否公正的监督前移和矫正，以确保法律的统一实施和判决衡平。但调研中发现，各院均不同程度存在对量刑建议工作的思想认识仅仅停留在完成一项附加性的工作和执行市院决定的层面上，少数院甚至在实际执行中有畏难情绪、消极应付、瞻前顾后、底气不足。
一是畏难应付。由于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执法观念的影响，量刑被认为是法院的专有领域，量刑成为法院的家务事。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也认为量刑属于法院的权力，反对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建议的尝试和改革。有的法官就明确表示检察官不要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即使提了也没用。个别法官对量刑建议的排斥、不重视，甚至当庭制止公诉人发表量刑建议的情形出现，使得一些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产生畏难心理。还有的公诉人认为量刑建议纯属“鸡肋”，既增加了工作负担，又会引起法院不满，故而消极应付式地执行市院《办法》。
二是“底气不足”。有的检察官认为公诉人的主要职责是把好案件的证据关和定性关，在法庭上可以就事实证据充分展开论证，因为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官这项权力。而量刑建议则于法无据，现行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将量刑建议权纳入法律规范，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干涉。且量刑建议没有强制约束力，故有的公诉人在行使量刑建议权时觉着说了也白说，缺少“底气”。
三是“面子”问题。有的公诉人认为，判决结果若与量刑建议相符固然是好，但若不符则意味着不是法官错了就是公诉人错了，若提出抗诉既担心能否抗诉成功又怕影响与法院的关系，不抗诉则是承认自己错了，与其冒承受此两难境地的危险，不如不提量刑建议。
2、个别基层院存在检令不畅、执行不力的问题，这是影响量刑建议工作深入推进的内因之二。具体表现为：
一是认识不到位。有的院在接到市院下发的《办法》后，没有及时组织传达学习，只为个别负责人所知，导致有的办案人直到市院调研座谈时才首次见到相关的规定；有的院对《办法》规定的量刑建议程序不做深入研究，不提出要求，致使有的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仅在审查报告和公诉意见中一言带过，既不集体讨论也未分析阐述理由，量刑建议提的五花八门。
二是理解不到位。数据表明，虽然各院的平均提出量刑建议的比例达到70%以上，但两极分化严重，不均衡特点突出，有的院提建率仅为15%和43.3%，提建率明显不达标。红寺堡、盐池两院虽为100%的提建率，但也存在忽视了个案的特殊性和提建灵活性问题，量刑建议的幅度过于机械以致采纳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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