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美国人看到的只是大量流入的进口消费制造品到处冠以中国制造商标,因而一些不明智的美国政治家们指责
中国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者。然而,中国只不过是被推到了众目睽睽的风口浪尖上,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实际上掩盖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出口扩张。而上述现象反过来又反映了亚洲国家的储蓄率很高和美国的储蓄率非常低这一事实。
有选择性地限制出口
现在,打压中国主要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向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或言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得更加灵活。贸易顺差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正在不断累积中国的美元权益,一旦人民币汇率浮动了起来,美元资产的增加将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呈螺旋式上涨的不确定性。
相比之下,在早期打压日本的1978-1995年时期,美国要求日元全面升值的同时,常常还要求日本对一些特别出口商品采取自愿的出口限制。由于过去日本向世界市场及美国市场的几次出口风潮都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如钢铁、汽车、电视机和半导体等,因而通过对出口增长的这些特别产品采取临时性限制措施,被视为可以缓解日本对美国的不同竞争性进口产业的冲击与影响。所以,美国的产业说客们大多集中于重工业领域中,并且他们在政治上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反观中国,近年来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产品都是一些中、低端技术含量的轻工业产品。与其说贸易保护主义的说客们集中于一些特殊的重工业产业内,倒不如说已扩展到了各个行业,但如今美国的一些产业贸易保护主义者已不再像早期打压日本时那么热心了。最大的一个例外是纺织品和服装业。伴随着限制中国纺织品向全球市场出口的《国际多种纤维协议》(MFA)于20xx年1月1日终止,反而使得中国纺织品和服装业的出口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然而,中国可以通过关税或配额方式对纺织品出口重新实行自愿的、临时性的限制,作为一种缓和外部危机的实用政策,尽管中国法律上并没有义务去这样做。
汇率与贸易平衡
对一些特别出口产品采取临时性限制措施固然很好,因为这些出口产品的快速增长已经影响到了进口国家的市场,但是,如同过去美国向日本施加日元升值的压力一样,现在美国要求中国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是毫无依据的。因为,假如债权国货币相对于世界上占优势地位的货币持续升值,结果是将引起该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且最终会带来通货紧缩,日本在1990年代就经历了悲凉的经济增长放缓及通货紧缩,但货币升值对债权人国家的贸易顺差的净影响仍然是不确定的。
近期财经媒体及太平洋两岸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撰文建议,有必要通过美元的大幅贬值来制止美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赤字。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争辩道,东亚国家应当停止将其货币盯住美元,特别是认为中国应当让人民币大幅升值,然后再让人民币自由浮动。
这种主流观点是建立在两个至关重要的假定上的。第一个假定是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将显著地降低它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第二个假定是适当地平衡国际竞争力需要一个更加灵活的汇率。但是,在国际美元本位制下,这两种假定在经验上都是难以有说服力的。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
如果间断性的汇率升值是可以持续的话,那么汇率应当能反映未来可预期的相关货币政策变化:对货币升值国家而言,汇率变化相应地会带来紧缩性货币政策和通货紧缩压力；对货币贬值国家而言,汇率变化相应地又会引起宽松性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压力。这种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必然可以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对货币升值的债权人国家施加通货紧缩压力的影响。
首先,国际商品的套利效应。货币升值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将降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因为进口商品的世界市场价格都或多或少地盯住了美元。(如果本币/美元汇率发生变化,美元本位的外围国家受到的影响要比美国本身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同样,由于用外汇计价的国内出口产品会变得更加昂贵,这些国家外部需求下降的直接影响是将压低以本币衡量的出口产品价格。但是,由于竞争性的出口和进口部门都已签订了合同,因而外部需求下降也将间接地减少这些国家的国内需求。
第二,也存在着一种负面的投资效应。货币大幅升值使得一国看起来投资变得更加昂贵了,特别是对一些竞争性出口或进口部门的投资活动。这一解释不仅非常适用于外商直接投资,而且也适用于那些期待到国外市场竞争的纯粹国企。因为,货币升值导致大量潜在的外国投资者的资本缩水,多少限制了他们对国内许多非贸易或服务部门的投资活动。也就是说,汇率升值将要求他们用更多的美元资本去购买原来价值的国内实物资产,因而外国投资者的现有资本额或净财富减少了,结果是一国货币升值将导致其投资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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